晚清|史官恽毓鼎记录下的一次清末群体性事件_晚清

从1902—1911年10年间，全国共发生了1300余起恶性群体性事件。
光绪三十年（1904年），山东济宁州发生了一起群体性事件。
由于事态严重，这起事件被迅速报告到朝廷。当时一名叫恽毓鼎的史官，对这一事件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兴趣。除了仔细阅读地方上的报告，他还多方面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两次记录在其《澄斋日记》中。
这一年3月12日，恽毓鼎记录：“（余）详探济宁乱事：乡民因卫所屯田缴价，州牧姚姓持之过急，遂聚众抗官，激成民变。倘不设法解散，曹州群盗、江北棚民、江南盐枭、会匪或勾结蔓延，则流贼之势不堪收拾矣。与士丈（恽毓鼎友人）痛恨大吏诛求无艺，为国家失民心，恐有土崩瓦解之祸。各省大吏筹款皆以办新政为名，取之于民，毫无限制。谈西学者误人国如此！张、袁两总督真罪魁也。”
3月16日，恽毓鼎再次记录：“余详询济宁州民变事：盖因丈量湖田而起。州有西湖久淤，民垦其中，不纳赋。大吏欲升科，遂与官抗，聚众拆衙署以胁官。地方官办理不善，固难辞操切之咎，然顽民动辄聚众挟官，下陵其上，刁风亦何可长也。余意当以王法严办首事之人而解散其余党，官宜撤任，湖田仍委贤员清丈升科，庶几两得之。”
恽毓鼎这两次记录，蕴藏了十分丰富的信息。
首先，解释了事件的由来。原来，济宁城西本有一湖，由于多年淤积，百姓便到此拓荒。孰料湖面淤积时，官府不闻不问；看到百姓垦田，他们倒是及时出现了，要求纳赋。日记中说“持之过急”，可以想见，必定是赋税重、态度横、期限急、手段狠辣。济宁百姓自然不堪忍受，“遂聚众抗官” 。事件表面原因是地方官员粗暴执法，本质上是官府与民争利，眼里只见权和利，丝毫没有责与事。这样的政权，怎能不与人民离心离德，怎能不迫使百姓揭竿而起？
其次，指出了事件背后的原因。尽管地方官员逐利的本性向来如此，不足为奇，但在当时还有一个直接压力，即为办“新政”而“筹款” 。所谓新政，即晚清政府在1901年以后所进行的一系列经济政治改革，主要内容包括筹措军饷、训练新军，振兴商务、奖励实业，废除科举、兴办新学，改革官制、整顿吏治，健全法制、修订新律等。乍一看，新政这些内容，方向目标无疑都是正确的，无怪乎今天还有不少人对此赞赏有加，只不过遗憾的是晚清政府在耗尽了政治合法性之后才想到进行改革，为时已晚。但从恽毓鼎的日记我们可以看到，改革的真相不在于它怎么说，而在于它怎么做。清末新政的失败，不在于理论上的有无政治合法性的问题，而在于其真真切切、实实在在地加剧了百姓负担，甚至被地方官员以推行“新政”为名大肆征敛搜刮。如此“改革”，怎能不失民心，怎能不土崩瓦解走向失败？恽毓鼎日记中所提“张、袁两总督”，即湖广总督张之洞、直隶总督袁世凯，二人在当时皆以领衔推动改革著称，而在恽毓鼎笔下，无疑却是误国误民的罪魁祸首，自然要为他们所推动改革带来的后果负责。
再次，同一事件的两次记录却出现了微妙深长的变化。仔细比较恽毓鼎相隔仅4天的两次记录，可以发现其中的态度变化。在一开始记录中，恽毓鼎的基调是同情乡民、指斥官府、剑指新政；而在第二次记录中，他虽然仍指出地方官员的过错，却同时强调应当以王法对民变“首事之人”予以严办。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变化，原因在于当恽毓鼎进一步了解详情后，得知乡民居然“聚众拆衙署”“聚众挟官，下陵其上”，显然，这触犯了他的底线，使得其态度发生了扭转。换句话说，身为一名朝廷命官，恽毓鼎虽然也对百姓心怀同情，但这种同情是有限度的，当百姓的反抗威胁到官府的统治，在恽毓鼎看来，就变成了顽民、刁民，纵然事件本缘于官府办理不善、难辞其咎，也要对“闹事”的百姓严厉镇压，否则“刁风亦何可长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