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谢本书：蔡锷在火线上提拔朱德_蔡锷|梁启超|中国近代史|朱德

【蔡锷|谢本书：蔡锷在火线上提拔朱德】蔡锷与梁启超结下了师生情谊
蔡锷的童年，正值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列强的侵略，清王朝的腐朽，激起了近代中国先进人士的忧虑和奋起，“救亡”和“振兴”成了近代中国发展的主旋律。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太平天国革命志士的英勇斗争失败以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变法运动继之而起。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中国被迫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条约规定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2亿两白银！《马关条约》的签订，震惊了朝野。正在北京会试的一千余名举人在康有为、梁启超的邀约下，签名上书，提出拒签中日条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等主张，史称“公车上书” 。“公车上书”即举人上书，在近代中国特指康有为、梁启超在1895年邀约千余名举人上书的事件，这实际上是维新派要求维新变法付诸行动的起点。
1897年4月，江标、唐才常等人创办《湘学新报》（后改名《湘学报》），进行维新变法的宣传活动。同年10月，在湖南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督学江标等人的努力下，创办了为培养维新人才而设立的湖南时务学堂。时务学堂以崭新的面貌吸引着广大的富于进取、追求改革的学子。
年仅16岁的蔡锷，由湖南督学徐仁铸推荐，于1898年初报考新建的湖南时务学堂。蔡锷在2000人中竟然以第三名的优秀成绩被录取，成为时务学堂中年龄最小的一人。
梁启超在时务学堂时，年仅24岁，风华正茂，他讲课气势恢宏，大胆泼辣，公开宣传：“二十四朝，其是当孔子至号者无人焉，间有数霸者生于其间，其余皆民贼焉。”这种攻击，带有强烈的民主思想与要求革新的气息。梁启超在时务学堂的活动及其影响，有较为详细的记载。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这样说，自己“以《公羊》、《孟子》教，课以札记。
在时务学堂学习，条件是相当艰苦的，蔡锷在《冬夜》一诗中，描绘了孤独的孩子，在阴冷的日子里，独对孤灯，思亲怀乡的情景：
悍鼠斗屋隅，寒风冲破壁。
秃笔硬如铁，残灯光寂寂。
这给人一种悲凉的感觉。不过，蔡锷在时务学堂的学习，却是相当认真的，并成为学校的“尖子”学生。
我们从1898年长沙版的《湖南时务学堂初集》中，可以看到一条记录是，蔡锷向梁启超问道：“孔子大一统，所以泯杀机也。今之贤士大夫欲督其督，郡其郡，邑其邑，无乃与夫子大相剌谬乎？”这是针对现实提出的一个问题，认为大小官吏们的所作所为，与孔子的大一统思想背道而驰。
梁启超的批语更为直截了当：“古今万国所以强盛之由，莫不由众小国而合为一大国，见之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奥斯马加、日本、瑞士皆是也。前此互争是以弱，今合为一是以强。孔子大一统之义，正为此也。见美、日诸国所办各事，皆有数种大政提归政府办理，如海军、陆军、刑律、交涉之类；其余地方各公事，则归各地方自理，政府不干预之。此是最善之法。今中国则反是。如海军之类，应归于一者也，而南、北洋各自为政，不相顾焉；一盗案之微，州、县治之足矣，而上劳朝审，皆极可笑。然至今日，方且并此之法而不能整顿，于是中国不徒变为十八国，并且变为四万万国矣。国权之失，莫过于此。政府现无可望，则不得不致望于督抚州县。若能有一省、一府、一县之整顿，则余省、府、县亦不无万一之望。”
蔡锷提问尖锐，梁启超的批语更为尖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