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制度|载泽：立宪利国利民，最不利于官_君主制度|历史|载泽|君主

原载《1911》
载泽在《奏请宣布立宪密折》中，恳请两宫“改行立宪政体，以定人心，而维国势” 。他陈述了立宪制度的三大好处：一是“皇位永固” 。在君主立宪制度下，皇帝虽然没有绝对的行政权力，但无论政府机构如何变动，甚至政府首脑被弹劾下台，都与皇帝没有任何关系，即“相位旦夕可迁，君位万世不改” 。二是“外患渐轻” 。各国之所以轻视大清国，除了自身国势衰弱之外，还因为大清国的政体专制陈腐--“谓为半开化而不以同等之国相待” 。在这种情形下，“一旦改行宪政”，西方各国就没有鄙视的理由了，他们将“变其侵略之政策，为平和之邦交” 。三是“内乱可弭” 。现在国内会党纵横，暴乱不断，革命之说所以能够“煽惑人心”，就是因为总拿“政体专务压制”说事，言“官皆民贼，吏尽贪人，民为鱼肉，无以聊生” 。改行宪政之后，执政文明，法理公正，任何蛊惑之说都会失去借口。至于各省督抚、内外诸臣有人反对，那是因为“立宪之行，利于国，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 。官吏们都有私心，唯恐立宪使“其权必不如往日之重”，“利必不如往日之优”，因此纷纷以损害君权为名加以反对。这些人“非有所爱于朝廷也，保一己之私权而已，护一己之私利而已”，朝廷切不能为了他们而“只顾目前，不观久远” 。为了让太后通晓什么是“皇位永固”，载泽在奏折中特别开列了立宪之后君主仍可享受的十七条专权：一曰，裁可法律，公布法律，执行法律，由君主；
一曰，召集议会、开会、闭会、停会及解散议会，由君主；
一曰，以紧急敕令代法律，由君主；
一曰，发布命令，由君主；
一曰，任官免官，由君主；
一曰，统帅海陆军，由君主；
一曰，编制海陆军常备兵额，由君主；
一曰，宣战、讲和、缔约，由君主；
一曰，宣告戒严，由君主；
一曰，授予爵位勋章及其他荣典，由君主；
一曰，大赦、特赦、减刑及复权，由君主；
一曰，战时及国家事变，非常施行，由君主；
一曰，贵族院组织，由君主；
一曰，议会展期，由君主；
一曰，议会临时召集，由君主；
一曰，财政上必要紧急处分，由君主；
一曰，宪法改正发议，由君主。如果什么都“由君主”，还是立宪政体吗？
载泽的另一番话，或许让慈禧更为动心，那就是：日本于明治十四年宣布立宪，直到明治二十二年才开国会实行宪政，大清国“可仿而行之” 。这就是说，朝廷可先宣布预备立宪，宣布得越早越利于稳定国内局势，至于什么时候开始实施，可待民众宪政知识完备、朝野共有“望治之心”时再说。
慈禧十分欣赏“预备”二字。
【君主制度|载泽：立宪利国利民，最不利于官】一九○六年八月二十七日，大清帝国权力中枢召开了研究立宪的第一次会议，与会者包括醇亲王载沣、所有的军机大臣、政务处大臣以及直隶总督袁世凯等。因为要依次传阅载泽、戴鸿慈和端方的奏折，而每封奏折均甚长，以至天黑“不及议而散” 。次日，会议在外务部公所继续召开。军机处首领庆亲王上来就定了调子：应该立即实行立宪。既然考察大臣都强调立宪制度让西方各国强大起来，特别是君主立宪之后太后和皇帝的权力“虽略有所限，而荣威则有增无减”，那么这种“有利无弊”之事何乐而不为？况且，立宪是目前全国新党们的呼吁，中外报纸和海外留学生们慷慨激昂也是为了立宪。民声如此鼎沸，若“舍此他图”，无异于“舍安而趋危，避福而就祸” 。军机大臣孙家鼎提出：“立宪国之法，与君主国全异，而其异之要点，则不在形迹而在宗旨。宗旨一变，则一切用人行政之道，无不尽变，譬之重心一移，则全体之质点均改其方面。此等大变动，在国力强盛之时行之，尚不免有骚动之忧；今国势衰弱，以予视之，变质太大太骤，实恐有骚然不靖之象。似但宜革其丛弊太甚诸事，俟政体清明，以渐变更，似亦未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