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宝历明和之变：明治维新前百年，倒幕思想的滥觞，幼稚但影响巨大_武士|幕府|德川|德川幕府|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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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看起来，武士站在了民众的顶点，是特权阶层，应该知足才对。但其实不然，武士阶层内部还要分等级，大小约30层，上层武士对下层武士还拥有绝对特权。比如《龙马传》里，都到幕末时候了，青年龙马和同样是藩士的死对头在街上相遇，死对头让龙马站在泥塘里下跪，龙马就得下跪，就是因为死对头是上士，龙马只是个下士，武士对上级要绝对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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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固定不变的僵硬体制，如果放在人心思定、以求太平的时候，的确受到一致好评，《安庆告示书》就说，只要交清年贡，百姓的一切合法权益都能受到保障，不会有战国时期那种混乱的威胁。
但是这种体制如果放在大动荡的年代呢？至幕府中期，武士阶层退化成不思进取的寄生阶层。交代参觐制度下，幕府每年都让藩主来江户，消耗了各藩大量财富。此时，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已经严重腐蚀了德川四民体制，商人势力崛起，各藩基本靠大商人的借贷度日；同时商品经济向农村侵袭，腐蚀了小农经济；而藩主为了摆脱经济危机，只能加大年贡，压迫农民，农民的赋税已经无以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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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来的火星儿
商人有的是钱，实际上控制着藩的经济命脉，但他们的地位却在四民的最底端；农民虽是第二阶层，但实际上最是惨的。四民体制的不合理持续酝酿，只差一粒火星儿，就能腾起冲天大火。
其实，农民悲惨的地位早已驱使他们采取自我保护。宝历（1751-1763年）、明和（1764-1771年）以来，农民暴乱不断增加，尤其是天明七年（1787年）的“天明捣毁”，参与暴动者遍及全国，其激烈程度，堪称“江户开发以来未曾有过” 。在内忧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外患终于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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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自古侵略成性，当时的俄国在商业资本的支持下，不断向西伯利亚方向开拓。安庆年间（1648-1651年），俄国的势力到达了中国的黑龙江地区；元禄年间（1688-1703年），占领了勘察加半岛，继续南下之后，势力入侵了中国的库页岛、无主地千岛群岛和北海道。此后，日本沿海警报就一个接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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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文年间（1736-1740年），俄国将军斯帕贝格测量了北海道沿岸，并将战舰停在虾夷港。
明和八年（1771年），俄国遇难船只漂流到阿波。
天明六年（1786年），俄国皮毛商人再次来到北海道，登上了国后岛，要求通商。同一年，幕府命令北方戒严。
宽政四年（1792年），俄国女王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特使拉克斯曼，到了北海道的松前藩，要求通商建交。
此时的日本真可谓内忧加外患，幕府如何在内部汹汹的起义和外部资本力量的冲击中维持统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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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内忧外患下的变乱
对内，幕府的政策就是复古，固守四民体制，重申四民秩序，尽量扼杀商业资本，巩固小农经济。面对俄国，和固守四民体制一样，幕府也僵化地应对外来压力。幕府明确拒绝了俄国的通商要求，并加大了北方警戒力度和军事力量，派出幕府官吏考察北海道制作地图，这样，北海道才算是纳入日本的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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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忧外患中，幕府放松了对京都朝廷的监视，惨兮兮的公家这时候意识得以觉醒。京都部分公卿此时接受了日本国学，认为日本是神国，国体神圣，天皇是日本唯一的统治者，将军夺权实为谋逆，四民秩序存在严重弊端，所以要尊皇、斥霸、反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