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写诗悲悯天下苍生，不妨碍曹操在徐州搞大屠杀( 二 )_曹操|徐州|袁绍|檄豫州文|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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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檄豫州文》与《蒿里行》，可以发现二者虽然体量差距极大，前者超过了一千五百字，后者只有短短的十六句五言；但在内容上，二者却有着极为微妙的对应关系。
《檄豫州文》先是攻击了曹操的出身，说他是“赘阉遗丑”；然后又否定了他参与关东同盟讨伐董卓的历史功绩，说他参与其事完全是靠着袁绍的提携，是袁绍看中了曹的“鹰犬之才”才让他充当“爪牙”，却没想到曹操此人“愚佻短略、轻进易退”，多次败给董卓，坏了同盟的大事。多亏作为盟主的袁绍包容他，多次给他补足部队，又让他做了兖州刺史。没想到此人凶性不改，又在兖州刺史任上不断残害边让这样的贤良。最后闹到兖州百姓民怨沸腾，联合吕布将他赶了出去。又是盟主袁绍出手援助，才让曹操从死亡线上缓了过来。再后来，皇帝（汉献帝）脱离长安东归，盟主袁绍被冀州北部的战事拖住，于是就派了从事中郎徐勋去向曹操下令，让他去洛阳迎接幼主。没想到此人竟乘机挟持皇帝、专擅朝政、诛杀异己，搞得朝野内外道路以目。他还亲率军队挖坟掘墓，在军队里搞出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这类名号，所到之处“无骸不露”，可谓“污国虐民，毒施人鬼”……
《蒿里行》里的每一句，都相当于对上述指控的强硬回应。
（1）“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这里的“义士”，既是指关东诸侯，也是曹操的一种自称。“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说的是包括曹操在内的“义士”，原本期望着可以在孟津会师，然后一举攻入长安（咸阳），将董卓及其余党剿灭。这四句，是在回应《檄豫州文》里的“赘阉遗丑”，强调自己加入关东同盟是基于主观愿望，而非被动依赖袁绍的提携。
（2）“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这两句，显然是在针对《檄豫州文》里对曹操的指责“愚佻短略、轻进易退” 。意思是我的败仗不是我个人的问题，是尔等不能合力齐心、各怀鬼胎所致。“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这两句，同样旨在通过谴责其他同盟者互相拆台和内斗，来凸显跑去进攻董卓的曹操的形象——他虽然如《檄豫州文》里所说“伤夷折衄，数丧师徒”，但比起包括袁绍在内的其他人来说，可要强多了。
（3）“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这四句是在直接点名斥责袁术袁绍兄弟，说他们一个在淮南称帝，一个在河北私刻玉玺，搞到百姓民不聊生，二人都是大汉朝的叛贼。自然，这是在直接反击《檄豫州文》里对曹操挟持皇帝、专权不臣的指控。
（4）“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这两句无疑是在对应《檄豫州文》里的“无骸不露”和“毒施人鬼” 。“白骨露于野”是谴责袁绍才是搞挖坟掘墓之事的恶人，是在“毒施于鬼”；“千里无鸡鸣”则是在谴责袁绍的暴政祸害百姓，是在“毒施于人” 。关于袁绍挖坟掘墓，《三国志·崔琰传》里还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记载，说袁绍纵容军队“掘发丘陇”，也就是到处盗坟掘墓，于是崔琰劝谏他说，“今道路暴骨，民未见德”，恐怕是要丧失民心的。这里的“道路暴骨”，与“白骨露于野”是同一个意思。最后两句“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里的“念之”，则是以塑造曹操悲天悯人的形象来做结。
像《檄豫州文》与《蒿里行》这般，在内容主旨上处处针锋相对，是一件颇为罕见的事情。这也可见《檄豫州文》带给曹操的刺激之大，以及他对这场舆论战的重视。最后的结果，是曹操赢下了官渡之战，也赢下了舆论之战。简短精炼的《蒿里行》，远比长达千余字的《檄豫州文》更有传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