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从盛京到北京：少帅张学良与《四库全书》_张学良|四库全书|盛京|文溯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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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编纂不久，乾隆皇帝就考虑到了《四库全书》修成后的存放问题，开始修建专门的藏书楼放置这几部《四库全书》。
盛京（今沈阳市）是清廷发祥地，为“不忘祖宗创业之艰，示子孙守文之模”，决定在盛京建阁藏书，名为“文溯阁” 。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文溯阁”于盛京故宫内西北角建成，清廷派人运送第二部手抄本及御制的“文溯阁”匾额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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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近代，时任奉天督军的段芝贵将盛京故宫的许多珍贵文物运往北京，其中就包括全部的文溯阁《四库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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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从盛京到北京：少帅张学良与《四库全书》】由于卷帙浩繁，找不到合适场所存放，只好弃置故宫保和殿，一堆就是十多年。未加妥善保管，并不是《四库全书》所遭遇的最糟糕的命运，这部惊世巨著还时常面临流失海外的危险。
自该书编纂以来，日本便一直虎视眈眈，垂涎已久。1922年，利用国内政局动荡，清皇室受其掌控之机，日本妄图以120万元购买文溯阁《四库全书》。早已受日本摆布的清皇室一则欲与日本交好，二则欲获取高额回报，遂借口经济困难，双方一拍即合，达成了买卖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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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一暗中交易却为北京大学教授沈兼士所知。沈兼士是语言文字学家，早年留学日本，师从章太炎，还担任过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馆长，因此对文溯阁《四库全书》非常熟悉，对这部巨著的重要性更是了然于胸。
他立即致函北京政府教育部，表示强烈反对，同时向媒体透露了这个消息，以争取舆论支持。消息既出，举国震惊，反对这一暗箱交易的声音此起彼伏。
1925年6月，奉天省教育会会长冯广民到北京参加“清室善后会议”，看见文溯阁《四库全书》被冷落一隅，很是痛心，希望将书重新运回奉天（今沈阳），以便能将国宝妥善保存。
此时，张作霖正在奉天大兴文教，准备筹办图书馆、博物馆等，正需要文溯阁《四库全书》这镇馆之宝的回归。于是，冯广民等人的建议很快得到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两人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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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自幼师从金梁、白永贞等人学习国学，在其耳濡目染之下，他一直酷爱古文，喜欢古籍、字画，对传统文化有着强烈的热爱之情。
他与东北有识之士一起，为《四库全书》的回归四处奔走。在张氏父子影响之下，奉天掀起了一阵要求“书阁归一”风潮。连总参议杨宇霆也致电当时的教育总长章士钊先生，称文溯阁《四库全书》为“奉省旧物，仍归奉省保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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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恰逢第二次直奉战争奉系获胜，控制了北京政府，将文溯阁《四库全书》运回之事，正可谓天时地利人和。
张作霖不仅亲自过问此事，还责成时任代理农商总长的莫德惠具体承办。这一力度极大，北京政府很快便同意将《四库全书》返还奉天。
奉天方面马上派人昼夜兼程赶往北京，清点、登记、装箱、办理交接手续，查经、史、子、集共 6144 函，并以最快的速度将书运回了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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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四库全书》的存放，张作霖下令，仍以沈阳故宫的文溯阁为图书馆。但因当时文溯阁已残破不堪，又被挪为他用。所以，省署做出决定修缮前文溯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