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垄断面前，市场会失灵，但监管不会( 二 )_

但要厘清的一个概念是，反垄断法反对的并不是大企业，而是排除限制竞争的市场行为。郭宗杰总结道：“我们国家反垄断法针对的垄断主要有四种，第一是排除限制竞争的垄断协议，第二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第三是排除或限制竞争的经营者集中，第四是行政性垄断。”
效率与公平+活力与秩序
在公众眼中，打击垄断多是依靠行政力量进行罚款，但如何进行事前监管已经成为反垄断领域的重要课题。有学者提出，应该建立一个敏捷监管的政策框架，在反垄断事前、事中、事后形成动态的管理机制，但对于监管部门来说，这也是一个挑战。刘典注意到，很多市场竞争行为的正当与否是由它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决定的，而从行为发生到产生不好的影响中间存在时间差，如果在事前、事中的管理过于精细，设定的规则过于严格，反过头来会影响商业的活力。但不去进行规定，又会导致监管出现滞后。
如何兼顾效率与公平、活力与秩序？
郭宗杰指出，除了罚款之外，通过司法程序追究垄断者的民事责任也是一种事后救济。但通过事前加大反垄断法的宣传力度，出台反垄断法合规的团体标准等，引导企业主动审查规范自身的市场竞争行为是一种更好的方式。“随着国家对反垄断案件的不断查处，更多企业会认识到反垄断的重要性，一方面更加主动约束资本自身的行为，另一方面也会有更多的企业拿起反垄断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此外，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制定发布了相关领域的反垄断指南。“相当于监管部门向社会讲清未来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经济状态，而不是说某个领域走向生态恶化，我们才去监管，这是一个事前的引导。”刘典表示，“如果我们的经济转型走向高质量，越来越多的企业能够理解监管的意志和未来的发展方向，那么惩罚只是一种手段，不是一种目的。”
刘俊海也强调，反垄断执法的目的不是和大企业、大平台过不去，而是通过行政执法的方式，倒逼大平台反省自己的商业模式，“特别是经营策略，包括以‘二选一’为代表的经营模式背后存在着的违法性的根源，要重新塑造自己的商业模式，让商业模式更加公平透明，更有可持续性”。
不是美国模式，也不是欧盟模式
在世界范围内，中国的反垄断执法历史并不久远。世界第一部反垄断法——《谢尔曼法》是在1890年由美国国会通过的。
2002年，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指出，63%的发达国家有独立的反垄断执法机构。但我国的《反垄断法》直至2008年才开始实施。郭宗杰指出，2018年机构改革后，市场监管总局下设反垄断局负责执法，这一机构仅有约50人从事竞争执法工作。而其他国家相应机构的职员人数远不止于此，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有1000余人，加拿大竞争局有382人，德国联邦经济部卡特尔局有360人，日本公正交易委员会有832人。郭宗杰认为：“我国的反垄断任务已经远远超过德国、日本等国，因此，现有执法力量远远不能满足我国反垄断执法的实际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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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互联网的反垄断，中国此前抱有的态度是“包容审慎”。郭宗杰认为，如果没有前些年对互联网企业的包容审慎监管，就不可能有今天互联网经济飞速发展的局面。“但另一方面，企业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确实规模越来越大，采取垄断行为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随着反垄断执法手段、经验的不断成熟，加大反垄断执法力度，对我们已经发现的垄断行为及时处理，也是自然而然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