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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白银风暴1935 由白银而引发的金融改革

当时正面临内忧外患、苦于政令不行的国民政府，借商界“有求于我”而通力合作之机，实施了全面抗战前夕最重要的一轮金融改革，向国家统制经济之路上迈进了一大步 。此次“白银风潮”来龙去脉如何？官商双方在“风潮”前后又各自上演了怎样的戏码？
1935年2月18日，农历乙亥年正月十五，上海滩工商金融界几大头面人物，即上海市地方协会正副会长杜月笙和钱新之、市商会主席俞佐庭、钱业同业公会会长秦润卿、银行业公会主席陈光甫，与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公权及贝淞荪、李馥荪等知名银行家共十余人，紧急召开了一次碰头会 。
虽然时值元宵佳节，这些业界大佬们却个个神色凝重、心事重重 。原来，新春前夕，因年关结账，上海市面银根十分紧张，至少五六家信誉颇佳的大钱庄，迫于现金周转不灵相继停业，其他各行业受到拖累，关门倒闭者亦甚多 。这个中国首屈一指的经济和金融中心，一时间人心浮动，传言四起 。为了挽救危局、共渡难关，必须马上拿出一套有效的救市方案来 。
经过集体商议，他们决定向中央求助 。四天之后，由杜月笙领衔的六人代表团赴南京晋见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恳请拨巨款直接投放上海工商业，以尽快稳定情势 。
整整80年前的那场源自上海、波及全国的市场动荡，因与白银大量外流有关，史称“白银风潮” 。当时正面临内忧外患、苦于政令不行的国民政府，借商界“有求于我”而通力合作之机，实施了全面抗战前夕最重要的一轮金融改革，向国家统制经济之路上迈进了一大步 。
此次“白银风潮”来龙去脉如何？官商双方在“风潮”前后又各自上演了怎样的戏码？且让我们一一道来 。
“热银”逆袭 特殊繁荣
说到中国的“白银风潮”，还是要先从1929年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谈起 。
那次经济危机对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造成惨重打击，如1932年美国的工业总产值及农业总收入，均只相当于1929年的一半上下 。相比之下，作为一个欠发达的东方国家，中国纳入世界经济体系的程度很有限，在危机之初，所受冲击反而要小得多 。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顾问的美国人杨格即指出：“就中国来说，大萧条的开始日期不是1929年，而是1931~1932年的冬春之交 。直到那时中国没有受到严重影响 。”
中国能独善其身，与当时西方列强货币制度多采用金本位制(如英、法、德、意等国)，或金银复本位制(如美国)，而中国国内实行银本位制亦有很大关系 。
明清以来，白银逐渐成为中国的主要流通货币，清末更是从法律上确定采用银本位制，市面上银两、银元并用 。1933年3月，国民政府实施“废两改元”，规定银元作为唯一法定货币，这一改革也是先从上海起步，再推广到全国 。
【民国白银风暴1935 由白银而引发的金融改革】从世界范围看，金贵银贱是长期趋势，正常年份金银比价约为15∶1(白银15盎司兑黄金1盎司，1金盎司约重31.1克)上下 。金银比价的短期波动，会导致国际银价高低起伏，这对以白银作为实际流通货币的中国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都将产生很大影响 。
举例来说，当年的中国是债务国，1929年时以外币偿付的外债本息达1亿3千万两，若银价跌落30%，则政府财政负担相应增加30% 。又如，1929年12月至1930年6月，国际金价每两由可兑白银442两，到可兑白银622两，急涨了足足四成，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价，持有白银的华商经营进出口货物到期结汇时支出大增，贸易风险自然加重 。
但1929~1932年世界经济大萧条期间，世界银价总体低位运行，却意外地帮助中国躲过萧条，反而迎来一次“特殊的繁荣” 。由于金贵银贱进一步加剧，在中国作为法定货币的白银，与在发达国家作为商品的白银之间，形成明显的投机差价(即白银在中国市场上的实际购买力高于海外市场，更加值钱) 。同时，受传统中国的外贸体制及管理水平所限，大多数进出口商品价格，并不能及时与国际银价跌幅“挂钩” 。结果，大量白银受到利好吸引流入了中国 。
以经济金融中心上海为例，1929年上海中外银行库存白银约为26800万元，1933年约为50800万元，增加近九成 。其中1931年至1932年底，上海各外资银行库存白银从8688万元增加到18505万元，足足多了9800万元以上 。这笔多出来的存银，在当年是一个什么概念呢？1933年度，中国海关关税总收入约33952万元；1934年度，国民政府国库总收入约122635万元 。前后两相比较，便可知一二 。
这至少说明两点：一是与外贸进出口关系密切的在华外资银行，凭借自由输入和运出金银的特权，乘机输入巨额白银牟利；二是在华投资的外国资本盈利后不再汇出，留在中国扩大投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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