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的经过 76年前卢沟桥事变的现场回顾( 五 )
王冷斋与日方经过一番交锋而一起进入宛平县城 。他们正在商议调查办法时,忽听城外枪声大作 。中国守军予以还击 。
“(日军)至距离约百米时,竟发炮鸣枪,冲锋前进,于是事件之冲突,遂即开始 。”这是天津《益世报》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第一时间所写报道里描述的细节 。当日军向城内开枪时,中方军人起初还以为仍是演习,“及见其愈迫愈近,有意挑衅,始知系抢夺县城,当即起而应付,为正当防卫计,予以还击” 。见遭到抵抗,日军用小钢炮和小过山炮轰击,以掩护步兵前进 。
发生在1937年的“七七事变”距今已整整75年,这期间无论从宏观局势还是微观战史,中日两国历史学家,进行了无数详尽研究 。对于“卢沟桥事变”核心事件之一的“士兵失踪”,目前中日历史学家都毫无争议;可是对另一个核心事件“第一枪”的看法却争议不断 。“第一枪”究竟是谁打的,历经70多年至今仍无一个明确说法 。
事件直接当事人清水节郎曾在其笔记中作如下记述:22时半左右,传令休息,“我站起来看了一下集合情况,骤然间假想敌(日军)的轻机关枪开始射击起来 。我以为是那边的部队不知道演习已经中止,看到传令兵而射击起来了 。这时,突然从后方射来几发步枪子弹,凭直觉知道的确是实弹 。可是,我方的假想敌,好像对此还没有注意到,仍然进行着空弹射击 。于是,我命令身旁的号兵,赶紧吹集合号 。这时,从右后方靠近铁路桥的河堤方向,又射来十几发子弹 。回顾前后,看到卢沟桥的城墙上和河堤上有手电似的东西一明一灭(似乎打什么信号) 。中队长正分别指挥逐次集合起来的小队做好应战准备的时候,听到了一名士兵行踪不明的报告,就一面开始搜索,一面向丰台的大队长报告这种情况,等待指示” 。今井武夫回忆录里,也引用了清水节郎这个说法,大意是说,日方在演习过程中错误地弄响了对假想敌人(中国守军)射击的轻机枪空弹,引来了龙王庙那边打来的十几发实弹 。
第一枪究竟是谁放的?一些日本人认为有可能是中国29军里反日情绪激烈的下级军官放的;也有人认为是日军阵营里的好战分子挑起的,甚至连首相近卫文麿也有这种怀疑 。后来日本关东军一位参谋田中隆吉在自己的文章里还提供过一种新说法:“7月8日,我由内蒙古化德乘飞机到达天津 。晚间,在芙蓉馆辟室与天津特务机关长茂川秀和少佐对酌,他说:‘放枪的事,是共产党学生干的……’我和茂川曾经在参谋本部共过事,我了解他一向和北平共产党方面的学生交往密切,所以就追问他一句:‘那么,教唆他们干的元凶就是你?’他满脸通红点头承认……茂川还承认,中日双方于7月11日达成停战协定后,他又多次唆使部下趁夜在中日两军之间鸣放鞭炮,企图激化冲突,扩大战火 。”但北平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和保定绥靖公署军事法庭1946年6月审判战犯茂川秀和的问答笔录上记载,当被问及“第一枪是谁先放的”时,茂川答:“是日本放的 。”
“现在有一些说法都是出于主观的一些臆测,毫无根据 。我们当然也有很多证据,说枪声是从日军那里响起的 。”作为“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成员,专门从事抗战史研究的北大历史系副教授臧运祜驳斥了一些传闻 。
臧运祜说,关于“七七事变”这部分历史研究,最大的问题在于“第一手的档案及文书全被毁掉了” 。臧运祜说,日本的“中国驻屯军”这支部队,从1901年进入中国,一直到1938年全面战争爆发后被正式改编为“华北方面军”,在中国时间最长,有将近40年的历史,“但是有关这支部队的材料——比如当时他们是怎么向东京军部汇报的、军部又怎么指示的——完全都找不到,反倒是关东军还保留了很多资料” 。从某种意义上讲,“第一枪”的问题也并不是那么重要 。有人形容,这场战争就像一块被推上悬崖的巨石,什么时间落下来都是可能的,是必然的事 。
7月8日凌晨4:23点燃战火
根据今井武夫的回忆,凌晨1点左右,他跑到隔壁的联队本部,看到,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以及主要军官们,个个身穿整齐军装,围在办公室中央的一张长方形桌子旁 。因为时任驻屯军步兵旅团长河边正三少将不在北平,联队长牟田口廉也便成了当天日方最高指挥官 。
过了一会,大队长一木清直从前线打来电话,特地要求联队长牟田口廉也亲自接电话 。今井武夫听到牟田口廉也斩钉截铁地说:“被敌攻击,当然还击!”然后“他避开话筒,独自嘀咕着:‘受敌攻击,不知所措,还等指示,天下哪有这样的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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