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司法不乏防冤措施 出入人罪制度
【古代司法不乏防冤措施 出入人罪制度】“出入人罪”是古代中国专门确立的法官责任制度 。早在秦代 ， 就形成了不直、纵囚与失刑三个具体的有关出入人罪的罪名 。
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 ， 人们不断对司法错案进行反思 ， 一些避免错案的历史经验也逐步形成 。
“顺天则时”的价值取向拒绝错案 。中国古代长期奉行天人合一的观念 ， 《易经》谓“天垂象 ， 圣人则之” ， 故而“观雷电而制威刑” 。刑罚又需要与五行相协调 ， “制五刑以法五行” ， 因此刑罚制度本身是天道自然的一种体现 ， 制定刑法、实施刑罚 ， 不完全是个人的行为 ， 而是自然界的“道” 。在“天人感应”的理论下 ， 如果顺应天道实施刑罚 ， 则会得到上天护佑;反之 ， 若违背天道 ， 会导致“天事”不顺 ， 进而出现各种自然灾害或社会动荡 。在这样的观念下 ， 司法官员在审理中不能不极为慎重 ， 绝不能有一丝懈怠 。在天人感应观的影响下 ， 中国古代形成了“仁恕”、“重命”的法律思想 。从现代科学的观点看 ， 天人感应的观念在今天或许并不适当 ， 但是其间显现出的对于生命的敬重 ， 对于抽象正义的敬畏 ， 仍不乏积极的意义 。
“罪疑惟轻”的司法原则排斥错案 。早在西周时期 ， 古代中国的司法即倡导罪疑从轻的原则 ， 认为对犯罪存疑的 ， 可以从轻处理 ， 或者进行赦免 。《左传》中更提出“与其杀不辜 ， 宁失不经” ， 几乎是推到了类似今日“疑罪从无”的地步 。为了确认疑案 ， 西周还实行“三刺之法” 。对于重大的疑难案件 ， 经过三道程序来决定 ， “一曰讯群臣 ， 二曰讯群吏 ， 三曰讯万民” 。只有经过广泛地听取意见 ， 严格的法庭审理 ， 才能最终定案 。只要确定是疑罪 ， 就采取从轻、从赎或赦免的办法来处理 ， 这样极大地避免了错案的发生 。“疑罪从轻”的司法原则 ， 暗含了中国的传统智慧 ， 那就是“中庸之道” 。尽管“疑罪从轻”的原则离现代出于保障人权的“疑罪从无”原则尚存在距离 ， 但在千年前的司法实践中 ， 就能产生如此司法智慧 ， 同样令人惊叹！更为重要的是 ， 如果真正做到了疑罪从轻 ， 实际上已经将错案中犯罪嫌疑人的损失降低到了很低的程度 。
“出入人罪”的法官责任制避免错案 。要确保司法权的审慎 ， 重要的是建立权责相统一的制度 ， 也就是造成错案的法官责任追究制 。“出入人罪”是古代中国专门确立的法官责任制度 。早在秦代 ， 就形成了不直、纵囚与失刑三个具体的有关出入人罪的罪名 。到了汉代 ， 出罪与入罪的概念更加规范化 ， 对司法官的处罚相当严厉 。隋唐时期 ， 出入人罪的法律规定更为完善 ， 在律典中针对司法官出入人罪的具体情节 ， 规定有详细的处置规则 。故意出入人罪的 ， 要反坐法官 。
也就是说被告本来无罪而法官虚构成罪 ， 那就以法官所虚构之罪处罚法官;如果是过失出入人罪 ， 均比照故意出入人罪减等处罚 ， 过失入罪者 ， 各减三等 ， 过失出罪者 ， 各减五等 。唐代还专门规定非故意或过失出入人罪的责任 ， 如果案件经复审仍未得实情 ， 即使原审法官有出入人罪之嫌 ， 但显然既非出自故意 ， 也非出于过失 ， 属情有可原 ， 在承担责任时比照过失出入人罪各减二等 。在宋代 ， 对于“失出人罪” ， 即法官因为过失而重罪轻判或放纵了罪犯 ， 处罚很轻;对“失入人罪” ， 即法官因过失而轻罪重判 ， 或者将无罪者入罪 ， 处罚则很严 ， “失入一人有罚 ， 失出百人无罪 。”可见 ， 历代对于司法官出入人罪有着非常严格且细致的法律责任制度 ， 其间体现出防止冤错的鲜明价值取向 。
严控刑讯的刑事法制减少错案 。从刑事司法实践来看 ， 多数冤假错案都与非法刑讯有或多或少的关系 。中国古代的立法中虽然明确规定可以实施“拷掠” ， 即刑讯 ， 但是必须遵循严格的法律制度规定 。自魏晋南北朝以来 ， 刑讯制度就开始走向规范化 ， 拷掠的对象、书目、身体位置均有明确的法律规范 ， 强调“拷讯以法 ， 不苛不暴” 。历代法制严控拷讯的特色有二：第一 ， 对非法实施拷讯者实行反坐制度 。唐代规定 ， “若拷过三度及杖外他法掠者 ， 杖一百;杖过数者 ， 反坐所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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