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对女子的裸刑
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中的黄莲圣母林黑儿被俘后，传说欧美人稀奇一介女流如何能够有如此之大的本领迷惑众人，都想亲眼目睹其真面目，于是他们将黄莲圣母处死，然后用药水浸泡尸体，再运往欧美各州，当成玩物，放在博物馆中任人观赏 。（此事缺少佐证，恐是中国统治者虚构之） 。中国古代统治者而且还经常会对她们进行“性侮蔑” 。
这在一些无聊文艺中常见之，比如有关王聪儿，污蔑她在正与部下淫媾时被砍断了脚；在《平妖传》中，胡永儿被捕时正与王则“在床上行那云雨快活之事”；王囊仙被捕时也在同男性同房，所以不及穿衣，赤身出战被擒；黄莲圣母林黑儿说她是“土娼”，称她“略有姿色，而悍泼多智巧，乃群奉为女匪头目”，甚至具体点出她是“天津侯家后之妓女”等等 。
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长年的封建礼教束缚，使人们在思想上对非合乎礼教的性行为深恶痛绝，在性问题上的丝毫偏差，就足以使“英雄”在其他方面的一切努力都付之东流，这一点，对于女性尤甚，足以使其名誉扫地 。中国古代统治者显然深谙此道，能够使女犯被社会普遍耻笑的办法，在自商代就已经形成“穿衣文化”的中国，还有什么比让女犯暴露身体更能降低其社会评价度的呢？
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了为什么历代的女义军首领、绿林的女匪首、甚至近现代的女革命者被处刑时要被剥光衣服施以裸刑了 。其实，正所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尽管中国古代统治者的裸刑花样日新月异，但农民暴动照样是风起云涌 。那些参与暴动的妇女连死都不怕，裸体示众又怎能吓倒她们呢，正是“女不畏裸，奈何以裸惧之 。”
这种最卑劣最下流的刑罚，除了说明统治者作为屠夫的卑劣和无耻，还能说明什么呢？可悲的是裸刑也造就了整整一批猥琐的无聊看客，“裸形处决”本意是统治阶级用于恐吓人民的，事实上反而为无聊看客增加了茶余饭后聊资，对于此类人来说，这些女人犯了什么罪，为什么要处死她们已经不重要了，关键是能欣赏到女人肉体，而且他们在主观上对裸刑倾向于无所不用其极，并且更加热衷于满足自己在性方面的渴望和满足好奇心 。
《周作人传》中记载了天津数万人围观两个女革命者被斩首示众的内容，突出形象地描写了小市民们对“裸形处决”的心态 。农民起义女首领廖观音被处决时，不少好事者认定像廖这种大反贼必定会处以凌迟刑，于是便早早的前去围观，但当看见被押出的廖观音还穿着条裤子时，竟无不失望 。民国建立后，中国正式结束了封建时代，曾被称为是文明污点的“裸形处决”也一度销声匿迹 。
【中国古代对女子的裸刑】但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民国政府不但重新搬出已废除的斩首刑，“裸形处决”也重新浮出水面，不少女性革命者被脱光了衣服砍头示众，而且个别的手段比老祖宗还残忍，刽子手先用刀割去女革命者的乳房，然后才砍下她们的头 。虽然“裸形处决”对妇女来说也是难堪之辱，但毕竟可以“一死了之”，但统治者还有更卑劣的手段——杖刑 。
杖刑不是死刑（也有活活打死的情况），妇女还不得不继续忍受来自周围的冷眼和嘲笑，这对她们的伤害甚至比凌迟所造成的痛楚还要深 。无赖子弟终日围观，抚摸挑逗，嬉笑取乐 。妇女羞辱难耐，有的当场碰死 。嘉靖时浙江总督胡宗宪因罪被逮解至京，他的妻子和女儿在杭州被拘捕，就受到过这样的侮辱 。于是县衙公堂就成了很多无聊闲汉们聚集的场所，尤其是当听到有妇女被杖刑的时候，他们的神经会突地一紧，如同一个重大节日的到来 。
麦高温在《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一书中给了这些人一个精彩的速写：“事实上，那天这群人聚在一起似乎仅仅是为了某种喜庆的目的 。他们真的是快活极了，脸上露出了笑容，相互间开着玩笑，并且就罪犯被捕获一事而相互祝贺 。”晚清的俞樾记述过这样一件事：某县令年方少壮，为人轻浮，最喜欢谈论桃色新闻，他审理案件，发现有涉及妇女闺阃方面内容的，就故意牵扯，定为奸情，然后将妇女裸体行杖 。
后来他因贪污罪被处死，家产被籍没，妻女流落为娼，有人说这是他裸杖妇女的报应 。俞樾还记述过一件同类的事：有一农户娶了个二十七八岁的媳妇，因奸情东窗事发后，县官命令把她全身脱得一丝不挂，重杖四十，之后让她的父母领她回家 。父母扶着裸体的女儿出了衙门，脱下自己的衣服为女儿遮体，当时围观的群众成百上千，不少人上前夺衣，不让她穿，此女只得裸身回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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