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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当官提供福利住房 官员不得添置任何家具

官多房少
地方官连同随任家属免费享用机关住房的传统，一直维持到清朝覆灭(我们可以从辛亥革命时期有关各地光复的报道中看出，清廷的各级地方官多在义军攻打衙署时束手就擒或携眷出逃) 。相反，京朝官住房的解决方式，却经历了较多的变化 。前文说过，两汉时官员多居机关大院，东汉王充《论衡·诘术篇》称：“府廷之内，吏舍比属”(汉时“吏”之概念包含“官”义)，足见规模之大 。《后汉书》卷六十四记赵岐的祖父官任御史，故其“生于御史台，因字台卿”，又可知同居的家属中，甚至包括成年的儿子媳妇 。
知县的家具杂用有六十三种二百余件，县丞、主簿等有六十种，典史仅十九种 。也就是说给你多少家具，你就使用多少，私自动用公款添买，就是违犯制度 。另外，官员调任或退休时，所有家具杂用，都要按清单归还 。
但是，随着国家中央集权管理职能的日趋完善甚至繁复化，京朝机构及供职人数也在不断增加 。据《文献通考》卷四十七提供的统计，汉晋时全国官员总数仅七千人左右，隋朝重新统一后达一万二千五百七十六人，唐朝更增至一万八千八百零五人，其中供职京师者就有二千六百二十人 。假如仍沿袭两汉时大包干的办法，则不仅“京师百司”之机关用房要发生危机，亦将无法正常发挥衙署的办公职能，因为办公区内除了这二千六百二十员京朝官外，还得加上数倍于此的吏胥、杂役和卫士，以及侍候这一大家子的小丫环老妈子等 。
《后汉书》卷二十七记，张湛官拜太中大夫，“称疾不朝，居中东门候舍” 。唐李贤注解，洛阳共有十二个城门，中东门是其中之一，门卫编制中有一个秩六百石的候吏，职掌是迎送从此门进出的宾客，“候舍”就是候的住所 。张湛以秩二千石的高级官员，不住官舍而自降住房标准，搬到候舍去，其表面理由是既然“称疾不朝”，就是请长病假不理事，所以不该居住官舍 。但递进一层推度，京师官舍紧张恐怕也是一个原因，不如自己识相 。
退休离任必须搬出官舍
“屋宇并官所造”，其性质自然是“官舍”了 。若从所有制关系上考察，分布在长安居民区里的京朝官住宅中，还有不少与之同类的情况，就是皇帝为表示对大臣关怀，特赐一部分高级官员携眷入住产业属国有的宅第，一般情况下又随居者的调任、贬谪或告老还乡而收回 。《大唐新语》卷三记，玄宗即位不久，老宰相李日知自请退休，一旦获准，“及还饰袋，将出居别业”，就是马上退还官舍，搬进其他房子 。
《唐语林》卷七记，永宁坊有一幢被风水先生称为“金盏地”的住宅，先后有王锷、韩令弘、史宪诚、李载义等许多大臣住过，可知这都是与职务相关的待遇 。当然以“赐第”形式化官为私的也有，不过因改朝换代或获罪受处等原因，亦难保永业 。如安禄山得志时，玄宗曾“敕于亲仁坊南街造宅堂”，送给他进京朝见时居住 。等他垮台了，房子也就没收了 。
小官员居住官舍的情况也有，卢照邻《病梨树赋并序》称：“癸酉之岁(唐高宗咸亨四年，公元673年)，余卧病于长安光德坊之官舍”;又谓：听坊内的老居民说，以前鄱阳公主在此住过，名医孙思邈也在此住过 。看来另有入住理由，或者只要交房租便可入住也有可能 。《长安志》卷八称，北街崇仁坊与尚书省选院(即吏部司)靠近，凡参加考选的官员而在“京城无第宅者，多停憩此(坊)”，想来应有官舍供付费居住，于是“昼夜喧呼，灯火不绝”，恰是机关集体宿舍的景象 。
此外，还有一些部门依然保留着官员家属可住机关大院的待遇，各有其特殊缘故 。如《东观奏记》称，“故事：京兆尹在私第 。崔郢为京兆尹，囚徒逸狱而走，上(即唐宣宗)始命造京兆尹廨宅，京兆尹不得离府 。”又如隶属中书省的集贤院，类似中央学术文化中心性质，置有一批高级学士，也专为他们建造了舒适的住宅(《南部新书》)，以示尊重人才 。再如像御史台、大理寺这类肃纪司法的机构，有关官员亦必须住在衙署内，以防作弊 。
家具杂用不许擅自添置
住房以外，官吏住所内的一应家具杂物亦由机关按入住者的身份提供 。以明代淳安县署为个案，据《海瑞集·兴革条例》载，知县的家具杂用有六十三种二百余件，县丞、主簿等有六十种，典史仅十九种 。洪武时，黄州府有个同知安贞，因“擅造公宇器用”，被部下吏员向按察司检举，按察司又向中央汇报 。朱元璋得知后，为安贞开脱，说是：“房宇器用都是公家的，安贞若另迁他官，一样也带不走”(《典故纪闻》卷四) 。据此可知，给你多少家具，你就使用多少，私自动用公款添买，就是违犯制度 。另外，官员调任或退休时，所有家具杂用，都要按清单归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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