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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勇 新军革命并非想象的恐怖

革命烈焰接续武昌首义，有节制地蔓延着 。半个月的时间，两湖、江西、陕西四省相继独立了，光复了 。
四省独立的主力都是新军，他们都是大清王朝的支柱，具有军事上的实力，也具有新的思想意识 。他们之所以发难，主要还是因为宪政改革出了问题，原本作为宪政标志的责任内阁，不幸被弄成了亲贵内阁、皇族内阁；原本要解决铁路融资弊病的干线国有化政策，变成了权贵集团掠夺社会财富的国进民退 。这才是四省新军揭竿而起的原因 。
面对四省新军发难，清廷并没有借力发力，推动改革 。相反，朝廷视四省新军为叛逆，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四省发难，不仅没有成为改革的助力，反而成为强化镇压的理由 。
清廷的不觉醒让革命如烈火燎原，四处蔓延 。九江新军发难第六天，武昌起义第10天（1911年10月29日），太原新军宣布起义，标志着山西光复 。按照顺序，这是新军发难大潮中的第五个省份 。
山西是晚清新政的模范省，一直走在政治变革的前面 。1902年成立武备学堂，培养了一批新式人才 。最优秀的毕业生被选派到日本军官学校继续深造，然后回到山西担任新军军官或教习 。
像各省的留学新军一样，这些优秀军官在日本留学期间，除了接触最新军事理论，也接触了不少新思想，接触了不少立宪党人、革命党人 。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这批优秀军官既要做新军事的示范，还要做新政治的领航人，他们不仅没有军队专业化、职业化、国家化的想法，反而以为新军人首先就应该是政治上合格的人 。因而留学日本的山西新军军官，大多具有宪政思想、民主共和的理想，这对于他们后来掌控山西新军，乃至山西政治，具有重大意义 。
山西新军第四十三混成协创办于1907年，其中高级军官除来自日本士官学校，还有一些来自保定陆军学堂 。山西新军的士兵，与其他省份不太一样，相对说来他们的文化程度高一些，所以当“保路风潮”席卷全国时，山西新军其实已经卷入动荡，官兵对时局的关切越来越明显 。
正像许多省份的清朝官吏一样，山西巡抚陆钟琦很早已经意识到新军不稳不可靠，他也设法施以各方面影响，但都不见效果 。为防意外，他一方面从外面调配巡防营驻扎省城维护秩序，另一方面将驻守省城的新军调往外地 。结果也和其他省份一样，山西新军接到调防命令后，加紧了起义的准备，他们担心清政府分化瓦解各个击破 。
陆钟琦给出的开拔时限为10月28日 。当天下午，新军中具有新思想的军官黄国梁、阎锡山、张瑜、温寿泉、乔煦、南桂馨等集会决定利用开拔命令领取武器弹药，当天夜里突然发难，驻扎太原城外的新军第八十五标第三营管带姚以价率先从南门攻城，驻守在城内的第八十六标标统阎锡山迅即响应 。仅一夜功夫，太原全城就被起义军占领，山西巡抚陆钟琦、协统谭振德被击毙，满城亦降 。稍后，山西全省各州县仿照省城相继光复 。
山西军政府成立第二天（10月30日），昆明新军宣布起义，并很快获得胜利 。按照时间顺序，这是武昌起义后第六个独立省份 。
云南地处边陲，与缅甸、越南接壤，屡受英法势力窥伺蚕食，因此之故，云南人的种族主义情结在近代特别高涨 。1904年，云南开始有秘密组织“誓死会”，宣布与满洲殖民统治不共戴天，发誓不惜代价推翻满清，甚至不惜与之偕亡 。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云南很快就成立了一些外围组织 。这些组织在云南新军及巡防营先后建立了自己的系统 。云南新军筹建后，和其他省份一样，逐渐被具有新思想的党人所控制，像李根源、罗佩金、唐继尧、蔡锷等，即便此时还没有加入同盟会，但他们都具有明显的叛逆倾向，对既有体制极端不满 。
湖北新军首义的消息传到云南后，群情振奋，具有新思想的张文光、陈天星、李学诗等，率同新军第七十六标两队率先于10月27日在腾越发难 。稍后，张文光以滇西军都督名义发布命令，号召向昆明发兵 。
其实，昆明新军已处于骚动状态 。新军中的党人已经密谋，决定在重阳节（10月30日）那天发动 。
重阳节晚九时，驻扎在昆明城外的新军第七十三标率先起事，由北门斩关直入，向军械局等要塞发动猛攻，清军在统制钟麟组织下给予激烈抵抗，义军并没有顺利得手 。
夜半，驻扎在城外的第七十四标在罗佩金统率下向城内发动进攻，城内的义军里应外合打开城门，直扑总督府 。经过几个小时激烈争夺，双方各有死伤，至第二天（10月31日）中午，义军终于占领了云贵总督府 。统制钟麟在混战中被击毙，总参议靳云鹏乘着混乱机警逃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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