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的笼子艺术 揭秘宋朝历史上的另类“笼子”( 二 )
防范宗室夺嫡，哪朝哪代都有，这个就不说了 。单说后妃，宋代号称“女子之防尤严”，后妃多懂得“阃外之事非所预闻”，并加以守 。哲宗刘皇后在徽宗时被尊为太后，因“颇干预外事”，徽宗“与辅臣议，将废之 。”绍兴十三年四月，高宗请求他的母亲韦太后“降一指挥”，韦太后不肯，并说：“我但知家事，岂预外廷？”高宗当即称颂：“太后知国体，故慎重如此” 。
对外戚如同宗室，基本原则也是“养之以丰禄高爵，而不使之招权擅事” 。关在这样的“笼子”里，不少外戚变得很乖 。如《宋史》列传称，太宗的驸马王贻永“能远权势”、仁宗的舅舅李用和“推远权势”、哲宗的妻兄孟忠厚“避远权势”、宁宗的岳父韩同卿“善远权势”、宁宗的妻兄杨次山“能避权势”等，多不胜数，他们因此一概被赞为“得外戚体” 。
由于这个“笼子”比较管用，两宋三百年，除“烛影斧声”之疑案外，宗室几无乱权者 。南宋有士大夫赞道：“本朝历世以来，未有不贤之后，盖祖宗家法最严、子孙持守最谨也 。”后妃外戚专权，亦屈指可数，刘光祖做了客观评价：“国家二百余年无外戚预政之祸，亦由制之得其道故也 。”
专门给太监制作的“笼子”
在宋代做太监，比较苦逼 。《官制旧典》云：“皇朝惩唐五代宦官横骄之弊，不使典卫总兵、干预政事，但专本职而已 。”这是从国家成法的高度给太监做了“笼子”，监管“笼子”的却是朝廷大臣们 。
太监的升迁权与惩治权均在枢密院 。如“宦官进职，枢密得专之”;朱熹在文章里也提到，仁宗时，宦官朱颖士“以内降监榷”，监察御史里行(实习生)傅尧俞上疏指责枢密院“不治颖士求内降罪”，实属渎职行为 。
另外，宰相号称“事无不统”，台谏官员可“风闻言事”，他们对太监的制约，也形同两个“紧箍咒” 。至和元年，宦官王守忠仗着是仁宗的“东宫旧恩”，病危时“求为节度使” 。仁宗“欲予之”，宰相梁适反对：“宦官无除真刺史者，况真节度使乎！”仁宗劝解道：“朕盖尝许守忠矣 。”梁适坚持己见：“臣今备位宰相，明日除一内臣为节度使，臣虽死有余责 。”当时的御史中丞“亦奏疏力谏”，王守忠“乃罢节度使不除” 。英宗即位初，宦官任守忠“奸邪反复”，宰相韩琦召他到政事堂训斥：“汝罪当死！”贬其为团练副使，蕲洲安置 。
【赵匡胤的笼子艺术 揭秘宋朝历史上的另类“笼子”】南宋有学者把这个“笼子”概括为“宦官有过，宰相得斥之”、“宦官有过，枢府得治之” 。并赞叹道，宦官“有过则治，有劳则迁，或赏或罚，一听大臣 。宜乎！”当然，这“笼子”在北宋末期并未被关好，梁师成、童贯、李彦等死太监都混入“六贼”之列 。其责倒不在“笼子”编得不好，而是看“笼子”的大臣太过无耻 。如王黼对梁师成“父事之”，“虽蔡京父子亦谄附(梁师成)焉” 。看“笼子”的不要脸，“笼子”还能牢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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