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文夕大火” 究竟是谁放的？( 二 )
虽然大量证据证明纵火是下面军警不遵守规定私自所为，同最高军事当局和父亲等人无关，但父亲作为湖南省主席，也负有疏忽的责任 。
当时也有人说，这与蒋介石的限一小时到的焚城电文有关 。如果没有电文，父亲他们就不会做匆忙的准备 。也有人说，如果不焚城的话，日本军随时会进攻长沙的，烧了长沙城是保全长沙城 。
但是，毕竟，长沙这座名城一夜之间成为瓦砾场，父亲内疚心痛不已 。父亲知道自己应该负责任 。内心一直有着沉重的负担 。母亲说，父亲一直是个做事情提得起放得下的人，但是大火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变得提不起放不下了 。
蒋介石随即飞来长沙，把警备司令酆悌、警察局长文重孚、警备二团团长徐琨交付军法审判，随即枪决，父亲则革职留任，办理善后事宜 。
1958年12月号的《人民文学》发表郭沫若的《洪波曲——抗日战争回忆录》，其中第15章关于长沙大火有这样的描述：
“放火烧长沙，是张治中、潘公展(时任省政府秘书长)这一竿子人的大功德 。他们是想建立一次奇勋，摹仿库图索夫的火烧莫斯科，来它一个火烧长沙市 。”
“他(张治中)完全是贪图功名，按照预定计划行事 。他把陈诚(时任战区司令长官)蒙着了 。十二日的当晚甚至扣了陈诚的交通车 。他把周公(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蒙着了，竟几乎使周公葬身火窟 。他满以为敌人在进军，这样他便可以一人居功而名标青史，结果是一将功未成而万骨枯！”
父亲看了这些带有个人攻击的描述，十分气愤，一些冤枉话说得太过分、太厉害了 。
当初，父亲想把问题报告周伯伯，但担心会使郭沫若认为这是在告他的“御状” 。所以，他就直接写信给郭沫若了 。
后来，周伯伯还是知道了这件事 。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告诉父亲，郭沫若这样写不合适，我们要郭改正 。
在父亲给郭沫若的信中，对郭沫若所写的许多不实之处一一驳斥：
父亲说，11月12日他和陈诚住在一处，焦土的事彼此作过商量，火起时大家都在睡梦中 。把周公蒙着了，竟几乎使周公葬身火窟更是无稽之谈 。12日晚上他还和周伯伯通过电话，请他13日中午吃饭谈话 。至于潘公展，更是冤枉也，潘公展任秘书长只一个月，大火前几天就去了沅陵 。
父亲给郭沫若的信，是1959年1月7日发出的 。1月10日，郭沫若给父亲回信：“请您注意那里面的一句话：‘他们的计划是得到了那位当局的批准的’ 。那就是说，主要该由蒋介石负责，而你们是执行命令罢了 。谢谢您把当时蒋的指令告诉了我，证明我的猜测没有错 。您不幸是在蒋下边和潘公展共事，我说：‘放火烧长沙是张治中、潘公展这一竿子人的大功德，他们想建立一次奇勋……”并不是专指你一个人 。”
“《洪波曲》准备出单行本，也将收入《沫若文集》，我想把您的长信作为附录，想来可以得到您的同意 。请赐复 。”
父亲在收信后的第三天给郭沫若又写了一封信，信中指出：“您特别强调‘他们的计划是得到了那位当局的批准的’那句话，并且加以解释，说是‘主要该由蒋介石负责，而你们是执行命令罢了 。谢谢您把当时蒋的指令告诉了我，证明我的猜测没有错’ 。”
父亲告诉他：“你的猜测还是错了 。为什么？因为如果是我拟的计划而蒋加以批准，这就变成我主动而蒋被动了 。事实上是蒋主动而我被动的，这显然有实质上的差别 。……你那样解释，逻辑上似乎是说不过去的 。”
在家里，父亲还说《洪波曲》里有许多描述错误的地方 。
郭沫若于1959年1月18日给父亲第二次复信，信中说：“承您同意把您的长信作为附录，并蒙您进一步指出我的一些错误，谨向您表示感谢 。您的信实在是宝贵的史料 。”
据出版《洪波曲》单行本的百花文艺出版社同志回忆，父亲的长信确实准备作为附录发表，并已转到了出版社 。但后来因为郭沫若直接在文中做了修订，这信就搁在了原百花文艺出版社社长林呐收存的一部《洪波曲》里 。“文革”中，这部存有信的书被造反派抄去，后来书被退回时，信已经不见了 。
有一次，郭沫若看到父亲，握着他的手说：“真对不起，请恕罪！”算是道歉了 。
国强则不败，历史教训是惨痛的，文夕大火在历史上也是无非割去的一个教训，愿后人以前人之鉴，书写美好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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