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木驴刑 太平军女犯这样被清军当众凌迟处死？( 五 )
太平军到达武昌时，清廷的衙门被打倒，咸丰的年号也代之以太平天国的名字 。与国号的变化相比，社会制度的改变则更加剧烈 。
正是在武昌，分营、禁欲乃至拆散家庭，不仅作为一种战时政策存在着，还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实施着 。其实又何止这些，社会生活中的财产、家庭、职官、宗教、礼 仪等一系列社会制度的改变，乃至日常的生活中的禁缠足、禁蓄婢、禁蓄妾、禁鸦片的种种律令，无不表现出与旧世界决裂的色彩 。
洪秀全改变的不仅是武昌，太平天国的妇女制度也发生了变化 。在这里，前期的女营变成了女馆 。天国的女兵，不仅包括信仰上的追随者，还包括武力下的被征服 者 。据史料记载，当时，武汉三镇一片混乱，太平军进城后设立女馆，规定城中妇女全部迁往武昌火巷“归馆”，“迟延者鞭棰促之” 。
同时，男女隔离的制度也被严格地执行着，即使是丈夫探看妻子，儿子探视母亲，也“只宜在门首问答，相隔数武(步)之地，声音务要响亮” 。就这样，原有的财 产制度、旧的家庭制度、并连着温情脉脉的人伦情愫，这些旧的社会制度的支撑，都在冷铁般的军事统治之下统统瓦解破裂了 。
但是又何止是武昌如此呢？当年的3月20日，当太平军攻占南京城后，更大规模的女馆出现了：一路随行的几千广西妇女、几千湖南妇女，被裹挟而至三万湖北妇 女，又加之新被征服的十万南京妇女，形成了一个个女馆 。从金田到武汉，“大脚蛮婆”构成为天国女兵的主体，而从武汉到南京，这个群体则不断地驳杂、混沌， 等级差异在女馆中出现了 。
那些来自广西的“大脚蛮婆”，由于资格最老，被视作忠诚的“老兄弟”，成了女馆中的女官，在她们之下，是还算自愿的、还可相信的湖南妇女;又之下，则是那些大批被征服的来自湖北和江南诸省的妇女 。
后来洪秀全的一项规定，则显示了天国官方对这种等级制度的默认 。1854年夏收时节，洪秀全、杨秀清派往湖北、湖南、安徽各地征粮的大军悻悻而归，回来的 人禀报说：“太平军所到之处米谷俱无 。”无奈之下，洪、杨规定：在女馆中，两广、湖南女子每人各发米六两，湖北和其他省的女子发米三两，“均以稻代，悉令 食粥，否则杀 。”
为什么在天国里一方面高悬着“人人平等”、天下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的教义，另一方面，又不能对各地女子一视同仁呢？早在占领全州期间，因为冯云山的战 死，他们几乎屠戮了全州全城，几万男女被屠杀殆尽;而攻占武昌、南京后，他们也几乎杀尽了城内的全部满人 。在这些惨绝人寰的杀戮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性格悲剧呢？
洪秀全设计新的社会图景的同时，似乎是抱定了誓与旧的世界一刀两断的决心 。太平天国中，男女分馆的制度、“圣库”制度、《中国田亩制度》，乃至禁缠足、禁 蓄婢、禁蓄妾、禁鸦片的种种规定，无一不具有改天换地的色彩 。与此同时，一种“非我即敌”的人际关系，也悄然产生 。
在太平天国，世界被截然地分作信徒与“妖孽”两个部分，而没有中间分子 。但凡不肯跟着他们走、依旧遵循过往生活方式的，都是儒教的遗民;在他们的眼里，这 些人都是“妖” 。正如革命者内部是“兄弟”、是“姐妹”那样，“妖”是可以漠视、可以杀戮的 。正因此，在武汉，几千童子持刀勒逼几十万武汉男子上船，而几 千名“大脚蛮婆”也以焚屋烧人为逼迫，裹挟了几万武汉女性 。他们的裹挟，不同于黄巢、李自成，他们有着鲜明的意识形态支撑 。正因此，他们同样挥舞着刀枪器 械，杀进了南京 。
毫无疑问，包括男女分馆在内的种种手笔，都面向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新世界 。问题在于，它行得通吗？早进军天京之前，有人便问东王杨秀清何时才能 家室团圆，杨秀清说：“必须等到天京奠定，政权在握，才能破此禁令 。”但当太平军来到金陵的地界上，杨秀清似乎忘记了先前的承诺 。于是，女馆设立的命令刚 刚下达，就在广西起义的旧部中引起了不满，议论沸沸扬扬 。
不满的又岂只是广西的旧部，女馆中地位卑微的湖北、江南妇女又何尝不是？在不断的枷责与不公的遭遇后，“天国”成了她们急切逃脱的梦魇 。“城中被掳男女无时不思逃 。”
当时即使洪秀全的儿子幼天王，都不准与母亲和姐妹见面，他只有趁洪秀全上朝时才能偷偷地溜出去，与自己的母亲姐妹见上一面 。天王的孩子尚且如此，那么在整个天京，似乎再难找一个地方还存有家庭的幸福与温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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