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时代 “禅让”制下隐藏的历史玄机( 二 )
同样，在舜禹的”禅位“问题上，《韩非子·说疑》指出大禹借助治水一事光芒盖过了帝舜 。在伯益等部将的拥戴之下，顺理成章地受舜禅让 。这其中甚至隐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熟读中国历史的人应当知道大禹的父亲鲧因治水不力被舜处以极刑，舜又如何会把天子之位禅让给有杀父之仇的禹呢？对此，《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认为：”尧欲传天下于舜，鲧谏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传之匹夫乎！’尧不听 。举兵而诛，杀鲧于羽山之郊 。共工又谏曰：“孰以天下而传之匹夫乎！”尧不听，又举兵而诛共工于幽州之都 。“如此看来鲧应死于统治集团内部的夺权斗争，说鲧因治水失败而被杀，实是当时统治者”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
三、全面看待”禅让“问题
诚如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所言：”各民族最先历史无不从追记而来，故其中断难脱离传说与带有神话之部分 。若严格排斥神话，则古史即无从说起 。且神话有起于传说之后者，不能因神话而抹杀传说 。“在对待”禅让“问题时，亦应秉持客观公正之观念 。”禅让“，作为一种上古时代的民主制度，产生于先民时期 。在这一时期，一定区域内的部落联盟兼并过程时常伴随着武力征服，联盟制在其中便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虽说最初联盟体最高首领的权力是非常有限的，但也需要得到各集团的认可和支持 。同时，在这种平等式的联盟体内，最高首领之位的终身制和世袭制显然是无法实现的 。
”老衰而禅“以及”老者不堪其劳而休也“等观点虽遭荀子之批判，但绝非虚妄之词，甚至应是联盟体最高首领未能实现终身制和世袭制的有力证据 。因此，禅让制当是势力相当的诸政权组成的联盟体产生其领袖的方式，即尧舜禅让可能就是这几个势力相当的集团不得不结成联盟时，为了协调各集团的关系、维系联盟体的存续而采取的一种领袖和新政权诞生的更替方式 。其间，各集团首领俱以各自集团力量为后盾而展开的明争暗斗在所难免，但都应是在不分裂联盟体以及不妨碍共同利益的原则下进行的竞争 。在这种背景下竞争，个人的智慧和力量就显得格外重要 。最高首领必须集智慧和力量于一身，亦即必须是年富力强且富有经验者，否则难以服众 。可以说，”禅让“是一种在解决权力归属问题上最有效的手段和最理想的方式 。
前文一正一反两方观点，前者将其放在完美无瑕的理想端，后者弃置叛逆无道的阴谋端，这其中暗含着不同学派观念的交锋 。但无论是哪种观点，最重要的是要将其放到当时的文化历史背景中，进行客观的讨论 。禅让制度源起于原始社会末期，是原始部落联盟根据尚贤与授能原则的民主选举首领制度，对于政权的平稳过渡发挥了积极作用 。作为上古先民的美好理想，禅让制的存在是值得肯定的，而它对华夏民族的借鉴意义则是值得赞颂和推崇的 。
随着后世儒学的兴起，封建王朝的君主们希冀借”儒道“之风，推行名儒实法的政策 。为了政治统治的需要，必须树立一个理想模式来规劝世人，同时标榜自己的统治符合天意 。于是，”禅让“这个在儒家的字典里代表着上古圣贤政治，天下惟有德者居之的理想治国蓝图被顺理成章地提了出来，并从此凝华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提醒着世人”祖述尧舜，宪章文武“ 。自此，无论是宋高宗赵构禅位给孝宗赵昚，还是清高宗乾隆禅位给仁宗嘉庆，都是对”禅让“美德的有力践行 。
从另一意义上来说，”禅让“制度开创了中国政治权力平稳过渡的先河，”以兵威强制天下“的权力思想开始向”得天下以仁，而民从之“的政治理念转变 。同时，华夏民族性格中野蛮、蒙昧的因素在消减，理性、人道、文明的基因在增多，造就了一个以”仁“为哲学思想核心的东亚民族 。北宋开国君主赵匡胤陈桥兵变便实现了政治权力的和平交接，彰显出中华民族的政治智慧 。”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历史的事情，作为后人的我们本来就没有权力去评价 。所以就让我们共同凭吊“禅让”这个先人留给我们的“胜迹”，共同回味那段不为人知的上古神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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