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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官场怪状 官员被革职十余次仍可任原职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 ， 湖北江陵县发生了一件抢劫案 。一群农村流氓抢劫了附近的富有寡妇家 ， 寡妇认出了抢劫者 ， 事后当即报官 。此案证据确凿 ， 事情清楚 ， 很容易处理 。可是当时的县令汤廷芳虽然派人抓到了两个嫌犯 ， 却懒得审理 ， 将嫌犯取保了事 。后面相继接任的4任县令在10年内“均不严究” ， “经事主控告 ， 臬司严催 ， 俱延宕不解 ， 扶同沉搁 ， 置地方盗案于不办 ， 实出情理之外” 。这样一个小小案件 ， 换了5任地方官 ， 居然还没有结案 。乾隆听说后 ， 也不禁大为恼火 ， 说：“足见湖北吏治废弛已极 。”
湖北事件并非个别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二月 ， 直隶建昌县发生土匪马十等人抢劫一案 ， 事发后整整两年 ， 地方官还是没有结案 ， 说是头绪复杂 ， 一时审不明白 。皇帝闻听后大为恼火 ， 命将犯人押到山东行在 ， 亲自审理 ， 不到一个月就究出了正犯 。皇帝说：“可见外省废弛积习 ， 大抵相同 。”“似此玩延悬宕之案 ， 或更有甚焉者 。”
外省如此 ， 京师风气也相同 。踢球扯皮之风盛行 ， 一件小事 ， 往往数月经年处理不了 。“至六部等衙门办理事务 ， 虽有限期 ， 由各道御史汇奏 ， 但事有关涉两部者 ， 亦每至彼此推诿 ， 行查不以为要 ， 吏胥等得以藉端沈阁 ， 百弊丛生 。其驳查外省事件 ， 又每以一驳了事 ， 或竟有驳至屡次 ， 往返耽延 ， 经年屡月 ， 并不勒限严催 。”(《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五一)
除了懒 ， 政风懈怠的另一个表现是软 。皇帝既然宽仁为尚 ， 不愿杀人 ， 官员中老好人自然越来越多 。他们在处理案件时 ， “于一切审拟案件 ， 有意宽减” 。(《乾隆圣训》)更有甚者 ， 连抢盗重案也“多所迁就 ， 致凶顽不知惩创” 。(《乾隆上谕档》)夹在各方当事人之中的地方官 ， 只想和稀泥 。他们“既畏民 ， 又畏生监 ， 兼畏胥役 ， 既不肯速为审断 ， 又不欲太分皂白” 。(《清高宗实录》)
如果说专政政治的经济原则是剥削与压榨 ， 那么操作秘诀就是控制与压迫 。皇帝控制着官僚体系 ， 官僚体系压迫着整个社会 。一旦高压减轻 ， 则社会秩序必然出现剧烈反弹 。随着官僚体系的废弛 ， 乾隆晚年社会治安迅速恶化 。
乾隆晚年 ， 人口压力越来越重 ， 社会矛盾和危机越积越深 。而官僚体系百务废弛 ， 国家陷入半瘫痪状态 ， 恰恰给矛盾危机提供了迅速发育的机会 ， 其中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游民的大量出现和形成组织 。
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起 ， 各省流民在生存压力下大量入川 ， 四川各地出现了名为“啯噜”的游民组织 。他们多是无籍游民 ， 三五成群 ， 忽聚忽散 。乾隆描述这些游民团伙的形成说：“乃有一种强壮游惰之人 ， 不务生业 ， 三五成群 ， 数十为党 ， 呼朋引类 ， 有师有徒 ， 有首有从 ， 各占地方 ， 聚居古庙荒亭 ， 沿村逐乡勒索钱米 ， 遇有婚丧之家 ， 劲讨酒食 ， 不满其欲 ， 辄肆咆哮 ， 动以放火劫窃 ， 出言恐吓 。
乡民畏之如虎 。甚至恃众抢夺奸淫 ， 谋故杀人 ， 无恶不作 ， 种种贻害 ， 不可枚举 。”(乾隆朝中朱批奏折)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后 ， 因为地方官员“一味因循畏葸 ， 于地方全无振作” ， “啯噜”的活动进入高潮 。据《剿捕档》记载：“川省啯匪近年每邑俱多至百十余人 ， 常川骚扰 ， 并有棚头名号 ， 戴顶、坐轿、乘马 ， 白昼抢夺淫凶 ， 如入无人之境 。通省官吏罔闻 ， 兵民不问 ， 甚至州县吏役 ， 身充啯噜 ， 如大竹县役之号称一只虎等语 。”
湖北武昌 ， 则在乾隆晚年出现了盘踞山区、专门靠抢劫为生的家族 ， “屡经惩创 ， 怙恶不悛” 。(《乾隆上谕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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