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栋建筑是一座充满活力的知识史的家园 ， 在满是化石的坚固墙壁里容纳着历史的回忆 ， 生命的钙化外壳早已消失不见 。 我只在那待了一小会儿 ， 但就是那一刻 ， 我凝视着冰川时代 ， 我被那些承受着时间考验的事物包围了 。 在等待瑞典的测试结果期间 ， 我搬回了波士顿 ， 住进了一间新的公寓 。
我通过了一项重要考核：我的博士资格考试 。 随后开始了一项令人生畏的工作：构思博士论文的基本框架 。 同时我也致力于撰写DNA方面的文章 ， 每次我下笔的时候 ， 就像是从我的未来抽身回顾过去 。
当我慢跑着穿过奥本山公墓时 ， 当我在城市的地下乘坐轰隆隆的地铁时 ， 我就会想到这个问题 。 我想知道细胞在那些微小的孵育室中是否还活着 ， 并向不锈钢试管中释放着微量的气体 。 我担心我们的实验仪器也许不够灵敏 ， 导致无法监测它们的呼吸 。
当我们发现了虽然微弱却很明显的呼吸时 ， 也就是最终证实了这些微生物是有生命的时候 ， 我几乎兴奋得要爆发了 ， 我冲进了玛丽亚的办公室 ， 迫不及待地与她分享这个消息 。 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写完了这篇论文 。
当论文提交后 ， 我陷入了更长时间的等待 ， 等待评审人的意见 ， 然后是等待的回复 。 时间一天天地流逝 ， 我每天都周而复始稳稳地工作着 ， 像那些在我办公室窗户下沿着查尔斯河划船的划船手一样 。
在这项重大发现之前 ， 我已经两年多没有回到剑桥了 。 迁徙的大雁飞来飞去 ， 春天向北 ， 秋天向南 。 树枝承受住了整个冬天雪的重量 ， 继而又抽出新芽 。 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晚上 ， 在我从实验室回来的途中 ， 我在哈佛广场的一个酒吧门前驻足 。 我大学校友聚会正在此举行 ， 我答应了我的一位朋友我会到访 。
我在外套外面背了个背包 ， 这种事情只有在大学城才可以为所欲为地做 。 当我从盘子里拿了一道开胃菜时 ， 房间中央的一位魅力四射的小伙子引起了我的注意 。 我注意到他那写着“你好”的名字标牌上有和我同样的学年 ， 他也在和其他我认识的人聊天 。 但令人费解的是我却不认识他 ， 我似乎不可能忘记我的同龄伙伴 。
当我上前询问时 ， 他开始嘲笑我的盘问 。 他和一位朋友也只是顺路到访这里 ， 他朋友告诉他可以在名字标牌上随便写些什么来换取免费饮料 。 他低头看着我的肩膀 ， 笑着我的背包 。 我们聊了一会 ， 我把背包放了下来 。 他告诉我他在科罗拉多州的博尔德长大 。
【科学探讨：火星极地土壤中的冰会融化并被微生物细胞所利用吗？】最初他学习的是哲学 ， 但现在正学着成为一名公益律师 。 我提到了自己关于火星的一些工作 ， 也提到了永冻层中的生命 。 我自豪地和他分享到我的新文章就要出版了 ， 这是我作为第一作者的首篇论文 。 我告诉他我已经证实了细胞存活休眠的主流理论的不足之处 ， 最古老的细胞反而展示出了惊人的能力 ， 它们能够减缓细胞活动并修复自身基因组 。 我说道：“它们没有屈服 ， 它们缓慢但坚定地修复着已受到的伤害 。 ”
那天晚上出门之前 ， 我回头看了看他 ， 他微笑着看着我 。 然后风把我身后的门关上了 ， 我踏着落叶回到家中 。 生存的问题是火星上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 。 古代生态系统会在那里留下证据吗？火星极地土壤中的冰会融化并被微生物细胞所利用吗？生命会在解冻期间顽强地存活下来吗？
毋庸置疑的是 ， 不论是灭绝的还是现存的 ， 冰和永冻层都是寻找生命迹象的理想场所 。 埃斯克的工作也引起了一位名为彼得·史密斯（PeterSmith）的火星科学家的注意 。 当史密斯意识到整个系统进化树都是从科雷马低地的样本中重建出来时 ， 他很看好火星 ， 而这些样本正是我曾经研究过的 。
史密斯和我父亲同岁 ， 和我父亲一样长着满头白发 。 在进入千禧年不久 ， 他决定提出一项新任务：在火星极地地带登陆 ， 并评估那里的生物潜力 。 他展望了这次任务 ， 并把它命名为“凤凰号” ， 就像神话中的凤凰一般从灰烬中腾飞 ， 从火星极地着陆器那里带回丢失的科学信息 。
航天器将由备用零件、可回收的硬件和软件组装而成 ， 只需要很少的预算 。 令史密斯高兴的是 ， 这次任务被选为NASA的非同寻常的首要探测任务 ， 作为NASA火星探测项目核心任务的低成本备选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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