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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诃菩提寺
中国在唐代以前，虽然有从甘蔗制糖的事例，但那样制成的糖，是通过曝晒，而不是熬制 。中国方面知道熬制砂糖，是在唐代初年 。《新唐书·西域传》“摩揭陀国”一节讲：
贞观二十一年，始遣使者自通于天子，献波罗树，树类白杨 。太宗遣使取熬糖法，即诏扬州上诸蔗，拃沈如其剂，色味愈西域远甚 。
这就是说，唐太宗派人到印度的摩揭陀国，专门学习熬制砂糖的技术 。派去的人回到中国，用扬州出产的甘蔗，熬制出来的糖，品质比印度的还要好 。中国从此有了砂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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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桑辑要》中记载甘蔗司农司 编，元延祐时期刊大字本现藏于德国柏林国立图书馆
这件事显然与玄奘有关 。与玄奘同时代的僧人道宣在他撰写的《续高僧传》卷四的《玄奘传》中讲，“奘在印度，声畅五天，称述支那人物为盛 。戒日大王并菩提寺僧，思闻此国，为日久矣，但无信使，未可依凭” 。戒日大王是玄奘访印时印度最有势力的国王，也曾自称为“摩揭陀王” 。玄奘见到戒日王后，“戒日及僧各遣中使赍诸经宝，远献东夏 。是则天竺信命，自奘而通” 。戒日王的使节到达长安，最早一次，实际不是在贞观二十一年，而是在贞观十五年（641），这在《新唐书》《旧唐书》以及《册府元龟》中其他多处地方都有明确的记载 。使节回国，唐太宗也随之派人出使印度，然后戒日王再次派出使节到中国，其后中印之间外交使节相互往来，不绝于路 。于是也就有了道宣接下来讲的情况：
【大唐西域记|听玄奘讲述桃与梨的故事，古代物产与技术的交流】使既西返，又敕王玄策等二十余人，随往大夏，并赠绫帛千有余段，王及僧等数各有差 。并就菩提寺僧召石蜜匠，乃遣匠二人、僧八人，俱到东夏 。寻敕往越州，就甘蔗造之，皆得成就 。
菩提寺建在释迦牟尼成道之处，这里自古以来就是佛教的圣地，正是在古代印度摩揭陀国的境内 。王玄策是唐初出使印度最有名的一位使节，从太宗到高宗时代，先后数次到过印度 。道宣讲的，与《新唐书》讲的，大致是一回事 。不过道宣讲得更详细一些 。事情发生在贞观二十一年，即公元647年，也就是玄奘回到中国后的第三年 。依照这一段记载，印度方面还派了专门熬糖的工匠到中国来，工匠和僧人到了越州（唐代在今浙江绍兴及周边一带），用越州的甘蔗，也熬制出了很好的砂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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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工开物》上卷中记载了制糖的方法宋应星 著，明和8年管生堂刊本
所有这些记载都说明，中国熬糖的技术最早来自印度，这一点不需要怀疑 。但是，在最早出现熬糖技术的印度，怎么反而会把糖称作 Cīnī，把糖与中国联系在一起呢？这又是一个既有趣、但并不容易回答的问题 。这个问题，很早就引起了北京大学季羡林先生的注意 。
季先生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得出一个结论：“印度的白砂糖，至少是在某一个地区和某一个时代，是从中国输入的，产品和炼制术可能都包括在内 。”因此，在中世纪以后的印度，人们就用Cīnī这个词来称呼白砂糖（参考《Cīnī问题——中印文化交流的一个例证》《再谈Cīnī问题》《季羡林文集》第十卷） 。不仅如此，从讨论Cīnī这个词出发，季羡林先生前后花了二十多年的工夫，从古今中外大量的文献中搜寻了无数的资料，爬罗剔抉，考证分析，最后撰写成一部书，书名就称作《糖史》，其后再版，为了表达更准确，改称为《蔗糖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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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
季先生的研究，从考察甘蔗的种植开始，详细地讨论了熬制砂糖的技术怎么从印度开始，又怎么传到印度以外的国家，其中包括中国，技术流传一千多年，这个过程中制糖的技术在中国和埃及怎样进一步得到提高 。书中内容，涉及与糖相关的许多问题，也涉及世界上很多地区和国家 。印度的白砂糖为什么会叫作Cīnī，是问题的起点，但最后只是季先生研究成果的一部分 。全书约八十万字，几乎可以说是一部完整的关于糖的文化交流史，也可以说包括半部制糖的技术史 。这中间的细节很多，如果要做全面的了解，可以读季先生的书 。
一些似乎很平常的物产，一些不大的物品，名字都与中国相关，其间反映出的，是历史上中印文化交流的某一些看似细微、实则重要的情节 。它们说明，古代文明与文化之间的交流，不仅包括有精神面的内容，也有物质方面的很多东西 。玄奘《大唐西域记》中讲到的桃和梨的故事，只是这方面的许多例证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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