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人到底什么来头,为何商朝一亡就埋掉所有国宝?考古新解读( 二 )


实际上 , 三星堆人对于这些国宝器物的处理方式 , 同样没有超出已有的认知范畴 , 《尔雅·释天》曾有记载:“祭天曰燔柴 , 祭地曰瘗埋 , ……祭风曰磔” , 无论是烧、砸还是掩埋 , 都符合当时的祭祀仪式 。
不过 , 如果我们从宏观的角度去观察三星堆 , 就会发现几个诡异的巧合:

第一个巧合:上文已述 , 三星堆祭祀坑埋藏年代一致 , 测年范围在公元前1131年—公元前1012年 , 这个时间框架恰恰是商朝灭亡时间 。
或许有朋友会问 , 商朝灭亡时间不是在公元前1046年吗 , 怎么会跟三星堆祭祀坑埋藏年代高度吻合?
其实 , 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中就明确提到 , 两千多年来中外学者对武王克商年的结论共有44种 , 大体分为长年、中年、短年三类 , 分别是:公元前1127年—前1070年 , 公元前1070年—前1030年 , 公元前1030年—前1018年 。 而断代工程专家组之所以把公元前1046年定为武王克商年 , 是因为这个年份是符合条件最多的一种 , 因而定为首选之年 。

但如果我们把三星堆祭祀坑埋葬时间区间(前1131年—前1012年)和商朝灭亡时间(前1127—前1018年)年区间看做两条正态曲线的话 , 会惊奇的发现两者高度一致 。
第二个巧合:在三星堆文化分布区内 , 除了已经发现的三星堆祭祀坑外 , 其他地点极少发现青铜器 , 这也就意味着三星堆人是在商朝灭亡这个时间节点上 , 将历年来积累的所有国宝财富都埋入了地下 。

如果当时的蜀地存在浓郁的祭祀习俗的话 , 那么三星堆人在文明存续的500年时间里都没有举行祭祀 , 为何却恰恰在殷商灭亡这个时间节点上 , 举行如此大规模的祭祀活动 , 并一次性将象牙、青铜器、权杖全部打碎焚烧掩埋?
第三个巧合:成都平原经历了宝墩文化(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三星堆-金沙文化(相当于夏商时期)、十二桥文化(相当于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发展阶段 , 其中三星堆之前的宝墩文化和之后的十二桥文化时期 , 成都平原都分布着星罗棋布的城邑和聚落 , 唯独三星堆文化时期 , 成都平原没有看到二级、三级的多层次聚落 。

不仅如此 , 在三星堆文化之后 , 成都平原的祭祀性遗存全部消失 , 甚至连三星堆人的太阳崇拜信仰都未传承下来 。 三星堆文化犹如一个楔子一样 , 插在了成都平原的两大考古学文化之间 , 打乱了原本的发展脉络 。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异的现象呢?
早在上世纪90年代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研究室主任杜金鹏教授就大胆设想“三星堆二期文化很可能是在夏末商初时 , 由迁入成都地区的夏遗民 , 与当地土著居民相结合所创造的一种新型文化遗存 。 ”

1993年出版的《三星堆文化》一书也认为 , “三星堆文化分为四期 , 其中第一期文化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先民为四川盆地内的土著居民 。 ”而考古发现也显示 , 正是在三星堆文化二期时 , 二里头文化(夏文化)因素出现在了成都平原 。
此后 , 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 , 三星堆出土文化愈发证实了上述猜想 。
三星堆出土了夏文化的典型器物—牙璋 , 不仅数量众多 , 而且在形制上还有改进和发展 , 出现了铜牙璋和牙璋形金箔 。 要知道 , 在夏朝灭亡后 , 牙璋都进入了衰落期 , 在整个商文化圈内 , 牙璋都被改造成了其他器物使用 , 唯独在三星堆 , 牙璋成为了祭祀重器 , 与商文化圈以鼎为重器的做法截然不同 。

根据对三星堆出土青铜人像的大数据统计发现 , 祭祀坑中出土人像由辫发和笄发两个社群组成 , 二者比例为8:2 , 即辫发者占大多数 。 但在所有表现宗教仪式场所的组合铜像中 , 却全都是笄发 。
这说明 , 笄发者虽然是少数群体 , 但却垄断着宗教祭祀领域 , 在青铜器象征国力和财富的时代 , 笄发者垄断了三星堆几乎全部的上层资源 , 故而可以从容地将如此大规模的青铜器、金器、玉石器、象牙、海贝等贵重国宝用于宗教活动 , 甚至连象征世俗权力的权杖都能被埋入地下 。

这一发现 , 也佐证了三星堆文化是由外来群体和本地土著群体共同创造的猜想 , 而这个外来群体 , 正是被商朝驱赶的夏人 。
殷墟甲骨文中 , 屡屡出现“伐蜀”、“至蜀”等字样 , 虽然甲骨文中关于“蜀”字有20多种写法 , 但共通的地方是都有一个“目”字 , 描绘的恰恰是三星堆独具特色的纵目形象 。

在武王伐纣时 , “蜀”还加入了伐纣联盟 。 就在商朝灭亡后 , 三星堆人(蜀人)不仅举行了盛大的祭祀仪式 , 埋掉了几乎所有的国宝重器 , 而且还举族迁徙 。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