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祐六年，轼为颍州，而开封刘君季孙，自高邮来，过滁 。滁守河南王君诏请以滁人之意，求书于轼，轼于先生为门下士，不可以辞 。
好友相见自然要把酒言欢、诗歌唱和，苏东坡酒量不好难免陶然于醉，书兴大发 。东坡醉中常有佳作，他在《题醉草》中说：“我喝醉后，乘酒兴可以写大字草书，自认为清醒后写的书法是比不上的 。”他曾亲自编修欧阳修的50卷《居士集》并撰写序言，因此对恩师的名篇谙熟于心，加上醉后灵感勃发、情思泉涌，达到极佳的创作状态，写出了一幅气势磅礴、神韵飘逸的草书珍品，这就是至今传世的“鄢陵碑” 。
《醉翁亭记》篇幅较长，又是醉后书写，因此略有微瑕，为了弥补遗憾，东坡又在十天后用最为擅长的大字楷书重新誊写 。再次回味恩师的《醉翁亭记》，东坡有了新的体悟，他仿佛又看到了恩师对自己的提携指导和关怀期望，看到了师徒二人在同样波折的命运旅途中前行的身影 。这对境遇相似的师生在不同时空的书写中，再次达到了情感的共鸣、思想的相通和灵魂的高度契合，这才有了后来广为流传、端庄凝重的楷书大字本“亭记”，即“滁州碑”母本 。苏轼曾说：“吾书虽不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 。在高峰林立的唐代楷书面前，宋人要推陈出新异常艰难，然而苏轼却突破了唐人的藩篱，以“尚意”书风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大字楷书《醉翁亭记》正是这种美学思想的完美体现，在中国书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
学者欧明俊说：“一部文学史，从很大程度上看，即是经典生产、传播和接受史，经典串起整个文学史 。”欧阳修在山水间写下《醉翁亭记》，苏轼感怀恩师，再作唱词，两书“亭记”，不仅成就了文学、音乐、书法的巅峰之作，而且加速和扩大了《醉翁亭记》的影响和内涵，使其成为“经典中的经典” 。作为见证者，它们也将永远铭记欧、苏的文坛佳话，带给人们无数的启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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