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这种“衣带诏”，是不可能留下来的 。假设其真的存在，董承等人事泄后，出于自保或保护献帝的考虑，首先要做的就是销毁此诏；即便其没有被董承等销毁而是抢先被曹操获得，那么此诏明显不利其实施“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策，所以在处理完董承等人后，曹操也是要销毁这封诏书的 。而参与此事的人，除曹操外，均被处死；曹操自己对此事的论断或说法，自然也不能让所有人，或者说至少让那些心念汉室的人服气 。
董承已死，曹操的话又不能信，那么还有谁的言行可以用来断定“衣带诏”的真假——当然有，那就是在这一事件中躲过曹操屠刀的刘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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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_ 曹操（155年－220年），魏武帝
无论是《资治通鉴》里的“与刘备谋诛曹操”，还是《后汉纪》里的“承与刘备同谋”，不难看出，刘备是这一事件的一个主要参与者 。因此假定真有这么一个“讨曹诏书”，那么作为“受诏反曹”的骨干，刘备肯定对诏书的内容一清二楚 。
然而翻遍现有史料，在所有和刘备有关的对话、书信、奏表中，尤其是在关于其讨贼、伐曹的言论中，竟找不到一丝刘备对诏书内容的引用 。这就不能不令人感到奇怪：刘皇叔标榜的政治主张和用以积累人望的口号便是灭曹兴汉，献帝给予其讨曹的诏书便是最具有利用价值和象征意义的政治资本，如果将其内容公之于天下，一来可彰显曹操胁迫天子、无人臣之礼的罪恶，二来可号召天下心存汉室的英雄豪杰与其共襄反曹大业，这对于刘备日后的事业可谓百利而无一害 。
然而终刘备之一生，他也不曾说过有关诏书内容的只言片语，这就很难令人信服地认为献帝的“衣带诏”是真有其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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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_ 刘备（161年－223年）
另外，后来刘备自立为汉中王时，虽然提到“（臣）与车骑将军董承同谋诛操，将安国家，克宁旧都 。会承机事不密，令操游魂得遂长恶，残泯海内……臣昔与车骑将军董承图谋讨操，机事不密，承见陷害”（《三国志·蜀书·先主传》），但却没有提到“衣带诏” 。
要知道，如果真有献帝所赐的“衣带诏”，这便等同于得到皇帝的授权，是实实在在的“奉辞伐罪”，不但可以极大地削弱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效应，更能够彰显自己反曹行动的合乎天理人情 。
然而即便如此，刘备在最需要这道“衣带诏”的时候，却没有任何表示（连说个假话声称自己得到过也没有），“衣带诏”的真实与否可见一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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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_ 董卓（？－192年5月22日），字仲颖
客观环境是否允许
从当时的客观环境来说，献帝确有一定的除曹动机 。建安五年时，汉献帝已经19岁，早就不是当年被董卓把玩在手心里的那个小孩 。面对曹操的擅权，心智已经逐渐成熟的献帝肯定是不满的 。而在献帝的身边，也聚集着一批类似董承、刘备这样的反曹分子，他们或心系汉室，或不满大权独归曹操，都有欲和曹操“斗一斗”的想法 。
而且考虑到当时袁绍占据青、幽、冀、并四州，韩遂、马腾占据凉州，刘表占据荆州，刘璋占据益州，孙策占据江东，袁术占据淮南，曹操的势力还没有到后来那种“此诚不可与之争锋”的程度，所以这在客观上也可能给献帝反曹注入一针强心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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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_ 袁绍（？－202年6月28日），字本初
但是，献帝并不是个像高贵乡公曹髦那样的愣头青 。《后汉书·献帝纪》记载：“操后以事入见殿中，帝不任其愤，因曰：‘君若能相辅，则厚；不尔，幸垂恩相舍 。’操失色，俯仰求出 。旧仪，三公领兵朝见，令虎贲执刃挟之 。操出，顾左右，汗流浃背，自后不敢复朝请 。”可见，面对怒气冲天的皇帝及环列于殿宇间的虎贲卫士，即便是曹操也会汗流浃背 。
如果献帝就此命武士直接擒杀曹操，又有何难？但是，在擒杀曹操后，这个局面怎么收拾，就太难太难了 。凭当时献帝的力量，不可能直接接管曹操的地盘，曹氏旧将势必会推举出一位曹氏继承人，进而举兵反叛；而当京城出现权力真空时，四方诸侯也必定蠢蠢欲动，难保不出现像李傕、郭汜那样直接带兵入京、继续挟持汉献帝当傀儡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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