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2-1974年 ， 湖南省博物馆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人员联合组成的考古队对马王堆进行了文物发掘 。
相较于其他的西汉墓葬被毁损、盗挖的悲惨命运 ， 马王堆汉墓保存得较为完好 。
而墓主人在当时拥有极高的社会地位 ， 使得墓中留存了大量的文物用以陪葬 ， 赋予了该墓葬群高度的考古价值 。
1972年 ， 最大最深的1号墓被发掘；1973至1974年初 ， 2号、3号墓也先后被发掘 。
其中 ， 1号、3号墓由于被白膏泥填塞 ， 几乎没有地下水渗入其中 ， 墓室中的物品得以大量保存 ， 包含了棺椁、丝织品、帛书、漆器、书籍等多达3000件的遗物 。
1号墓和3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的竹简和帛书 ， 汇聚了六艺、诸子、兵书、数术、方术、地图等多个门类的古代研究成果 ， 使得古人的智慧得以承载于其间、在后世重见天日 。
在这几座雄伟神秘的墓室中 ， 考古学家们还发现了几本历朝历代的记载中都认定早已失传的书籍 。
据悉 ， 在马王堆汉墓群中出土的稀世古籍多达28本 ， 这些帛书大多来自3号墓室 ， 其中包括《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和《出行占》等涉及天文学的重要书籍 。
这些书籍的发现 ， 使得天文学家们如获至宝 。
它们是西汉时期我国天文学研究水平的见证 ， 实实在在地证明了我国天文学研究的历史之悠久、成果之先进 ， 为现代天文学的追本溯源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依据 。
除了《五星占》 ， 另一个天文学研究书籍《天文气象杂占》同样具有代表性 。 该书的文字记载在一条长1.5米、宽48厘米的白绢上 ， 内容中涉及了许多《史记·天官书》中所描写的妖星类的“奇星” ， 甚至连彗星也被包含在内 。
三、《五星占》的成书背景《五星占》虽然以其中精确的天文学研究闻名于世 ， 但在成书之时 ， 它最本质的用途其实是利用星象占卜 。
我国古代具有悠久的占卜文化史 。
早在商周时期 ， 人们就将天象与国家命运相联系 ， 并试图通过占卜活动获得来自上天的启示 ， 具体的占卜方式包括龟甲占卜、蓍草占卜等等 。
《周礼·保章氏》记载：“保章氏掌天星 ， 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 ， 以观天下之迁 ， 辨其吉凶 。 以星土辨九州之地 。 所封封域皆有分星 ， 以观妖祥 。 ”这便是中国古代占星之术的起源 ， 早期以观星占妖祥的面貌呈现 。
星象占卜的兴起得益于我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 。
在汉代 ， 天文学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 著名天文学家张衡制造出能模拟星象变幻的浑天仪 ， 正是对当时天文学观测水平的反映 。
汉代对于天象的重视 ， 与西汉初期“罢黜百家 ， 独尊儒术”的历史背景有关 。 汉武帝时期 ， 大儒董仲舒将帝王的活动与天意连结在一起 ， 认为帝王活动需要经受“天”的暗示和考验 ， 从而体现统治的正当性 。
因此 ， 汉代观察天象变化来占测吉凶的占星术十分流行 。
星占中最受关注的“星辰日月之变动”便是“日月占”与“五星占” 。
在先秦古籍中 ， 金、木、水、火、土五星的传统名称分别对应为太白、岁星、辰星、荧惑和填星 （或镇星）。
五星与先秦时期就已盛行的五行之说形成了对应关系 ， 构成了天象观察与阴阳占验的密切联系 。
五星之变动 ， 被视为现实世界发生变化的征兆 。
《五星占》恰是以五星行度的异常和云气星彗的变化来占卜吉凶的术数类书籍 。
该书的结构可分为金星占、火星占、土星占、水星占、五星
前六章是对战国时期占书的整理和辑录 ， 记载了根据五大行星的运动变化对军国命运进行占卜的占术 ， 将春秋战国时期的阴阳五行学说思想融入其中 。
后三章则体现了西汉天文学家的创造性研究成果 ， 不仅对五星的观测进行了数据上的补充 ， 还对其运行的规律进行了推算 。
两部分的结合使得《五星占》并不局限于一本占星学著作 ， 还带有极其强烈的自然科学属性 。
揭开神秘学的面纱 ， 古代天文学的发展脉络、理论成果得以清晰地呈现出来 ， 为后人积淀了宝贵的智慧财富 。
四、五星占学在后世的发展在《五星占》撰写问世的西汉 ， 五星占学单纯与国家的命运相联系 ， 更多地旨在规范统治者的行为 。
在汉代之后 ， 随着天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和外来占卜学的传入 ， 五星占学被赋予了更多的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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