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来讲，夏朝，可以“定义”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政权”；再细点儿，也可以说成是“以奴隶制为基础，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国家和自治部落组成的政治联合体” 。
那时候，四千多年前，生产力、生产技术很落后，部落、部族高度分散，各自必须以适应自身的方式生产、生活，一切“秩序”的产生、遂行、改变的最根本因由，都还更局限于维持个人以及所处群体“众人”的生理存在，也就是“得活下来” 。
在这样相对低下的生存状况下，意识形态尚处初态、边缘地位；生产力、生产技术只要领先一点点，就会呈现明显优势，具有优势的部落/部族，就会“领先”地实现“国家化”，并以或强硬或怀柔的多种方式，“收编”周遭相对落后的部落/部族，形成关系较为密切的“联合体”，使得土地、人口等基本资源得以扩大、优化，从而进一步提升生产力，巩固领先地位 。再向外扩展，还会吸引更多部落/部族“加入”；但由于相距较远，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决定生产生活方式的资源，会更加不同，优势的“带动力”较弱，但还是强过没有带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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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就形成了以领先的、具有“国家”形态的政权为中心、向四面八方“辐射”的或紧密或松散的政治联合体 。如果能“穿越”到那个时代，所见闻的，一定还是看上去“各自为战”的很多只是名义上“归附”于“中心国家”的小政权，而不是一个今天概念中更“形象”的完整国家 。
夏朝“中心国家”也就是“华夏国”的最高统治者，称“后”，就是后世赋予最尊崇女性的那个“后”字，跟“前后”的“后”即“後”不同 。那时候，没有“王”，甚至连动词读四声的“王”的概念，都最多也就是很模糊很遥远的“理想” 。所以，夏朝，按照咱的历史观和历史情感，可以算“朝代”，但的确不宜称作“王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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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之后的商（中期后也称“殷”），“享国”五百多年，建立之初，就是“以武立国”的强悍、较完善的“国家”，具有比“夏”强得多的国家机制和扩张性 。
随着青铜冶炼技术的发展、长足发展，及至“垄断”，有了“殷”的“小名”的商，演变或说“进化”成具有强烈扩张性的崇尚、迷信武力的“帝国”，其最高统治者，称“帝”，是为华夏大地上的第一个“帝国”；照笔者看，也是这片土地上唯一“名符其实”的“帝国”——以力服人、不行“教化”、强者为尊、开疆拓土、极权独裁……到“帝武丁”（武丁大帝）中后期，这个高度崇尚“巫鬼”的强悍帝国，抵达了“洪水猛兽”式的“顶峰”！随即，伟大的殷商帝国，就走上了内忧外患的下坡路 。
“帝武丁”之后几代“帝”，不管怎样努力，都被本质还是奴隶制的社会构架和愈演愈烈的抽象而黑暗的巫鬼文化局限在“死循环”中，直到一个弱小、不起眼、“偏安一隅”的农业部族“周”，富于极大开创性地倡导起“以德教化”的“王道”，被帝国阴影笼罩得窒息的华夏大地，才迎来真正的“人文曙光”！
最终，周，温顺的农业部族，以小博大地战胜了殷商帝国的末世君主（帝辛、纣），并乘着其实很侥幸的军事胜利，把温暖平和的“以德教化”，最及时铺展开，在相当广泛的地域，迅速构成“行王道”的政治条件，其君主，以“王”自称；中华民族从此迎来了“王道教化”时代 。周朝，也就成为了这片土地上第一个“王者之朝”即“王朝” 。
（三）皇帝们的“王朝”
自“周”而始，我们正式进入了“王朝”的历史 。
周王朝建立之初，除了“以德教化”的根本国家理念，在治政上，还因势利导地推出了“封使建之”的统治理念，并借重战胜强悍“殷商帝”的余威，干脆利落地在短时期内大体落实，形成“封建”为基底的“分封制”国家联盟 。
不同于夏朝的“政治联合体”，周朝的“分封制”，充满了意识形态的引导、灌输，并以之为根基，确立了三个方面的“根本法则”：
其一，确立完备（不是“完美”）的、适合农业生产的基本社会伦理，即“宗法” 。
其二，确立“王”也就是“周天子”的绝对统治权威，最突出体现，就是那至今还耳熟能详的十六个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
其三，确立了以“人”为基础和“最主体”的意识形态尊崇逻辑或说“信仰链条”——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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