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字迹来看 ， 写日记的人每次落笔时都很慌张 ， 尤其是1月3日的最后一条 ， 所有的字都是“拧”在一起的 。
看到这里 ， 一位队员的家属突然着急的说道：“1月3日下午 ， 孩子突然在家边哭边闹 ， 说他爸被雪埋了 ， 我感觉有一个力量把所有的信息都联系在了一起！”
就在大家惊慌失措的时候 ， 一位村民讲述了一个关于梅里雪山的传说 ， 所有的线索仿佛都成了无解的秘密 。
在当地 ， 藏民很少知道梅里雪山 ， 大家都称它为“卡瓦格博” 。 在藏民的心中 ， 卡瓦格博就是守护人们的“神山” 。
有时候 ， 人们称呼卡瓦格博之前 ， 通常会先说一句“阿尼” ， “阿尼”在藏语中是“爷爷”的意思 ， 这足以看出他们对神山的重视 。
有藏民说 ， 神山是不可以乱爬的 ， 有缘人去山上 ， 可能会美事成真；若是代罪者上山 ， 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 。 ”
如果惹怒了卡瓦格博 ， 灵魂就会被他抓去当7年的奴隶 ， 7年过后灵魂才得以安息 。
细细想来 ， 距离登山者离奇失踪刚好过去了7年 ， 他们的尸骨就出现在了卡瓦格博附近 ， 难道传说都是真的吗？剩下的7名队员又去了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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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还要从1986开始说起 ， 或许只有捋清中日登山队的整个经历 ， 我们才能获得一些头绪 。
当时 ， 日本登山运动热火朝天 ， 他们听说了梅里雪山的“威力”后 ， 决定向中国国家委员会提出申请 。
中方也提出了相关要求 ， 不得破坏当地的习俗 。
一番沟通后 ， 两边便签下了共同攀登梅里雪山的合同 ， 而且还成立了专业的中日登山队 。
不过1987-1990年间 ， 登山运动都因各种原因失败了 。 有了一定的经验后 ， 中日双方重整旗鼓 ， 筛选了更为专业的人员组成了新的队伍 。
这支登山队共17人（中方6人 ， 日方11人） ， 由日本京都大学山岳会和中国登山协会的成员组成 ， 其中三分之一的人都有8000m以上的攀登经验 。
为了登山顺利 ， 日本多家大财团都给予了支持 ， 每个登山人员的设备都是非常先进的 。
但这期间也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
中方负责人之一王富洲 ， 曾多次打电话给科学考察经验丰富的高登义教授 ， 想让他参与本次的天气观察工作 。
奈何高登义教授有事在身 ， 只好拒绝了他 。
这时日方队长井上治郎主动站出来承担了此工作 ， 他认为自己同样也能观察好天气 。
可惜 ， 放到现在来看 ， 井上治郎教授当初可能是说了“大话” 。
1990年12月 ， 中日登山队终于向着梅里雪山出发了 ， 当地的藏民见了他们以为是来做科研的 ， 于是热情的献上了哈达和青稞酒 。
中日登山队的人员和藏民之间友好相处了一段时间 ， 直到藏民们了解到 ， 他们其实是来攀登卡瓦格博山的之后 ， 一切就都变了 。
“我们的生活是神山赐予的 ， 我们的牲畜喝的水都是融化的雪水 ， 你们岂能站在神山的身上？会遭报应的！”
然而 ， 中日登山队的人员并没有听信“迷信之词” ， 当晚他们在梅里雪山对面的飞来寺中庆祝了一番 ， 还将平安符带到了身上 。
将近2万的藏民却在山下双手合十 ， 伏在地上念着咒语诅咒着他们 ， 希望他们承受灾难、登不到顶峰 。
12月8日 ， 登山队员顺利在海拔4500米处建立了一号营地 。
12月13日 ， 二号营地建立成功 ， 海拔为5300米 。
在建立三号营地时 ， 中日双方却有了不同的想法 。
日方建议把营地建在靠近山脊的地方 ， 那里离山顶近 ， 山上的天气又不稳定 ， 先以缩短攀登时间为主 。
中方则认为这样太危险了 ， 应该离山脊远一点 ， 以稳中求进为主 。
15日-20日 ， 双方因为此事耽搁了5天的攀登时间 ， 一番商量后 ， 他们决定取折中的位置 ， 不过离山脊仅有400米的距离 。
12月26日 ， 他们来到了5900米处建立了4号营地 ， 然后一口气爬到了6210米 ， 这是梅里雪山攀登史上的最高记录 。
中日登山队的队员为此兴奋不已 ， 仿佛胜利已经握在了手中 ， 那晚他们聚在一起喝了点酒聊得分外开心 ， 并计划着在2天后站在梅里雪山的顶峰处 。
日方负责人也已经写好了胜利的电报 ， 随时准备发出去 。
12月28日 ， 太阳高照、一片晴天 ， 是个登山的好日子 。
登山队派出了5人冲刺最后的挑战 ， 下午1点左右 ， 他们就爬到了6470米处 ， 此时离顶峰的垂直高度只有270米的距离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