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祭祀方式的区别 _祭祀

商周文字记录主要有四种：陶器上的刻字，龟甲与兽骨上的卜辞，青铜器上的祭祖铭文，以及没有保存下来的（或迄今尚未得见的）竹简或木牍上的"册" 。所谓陶文記载，目前尚未解讀，且對"歷史記载"形成的研究恐不起作用。
一商代文献中的歷譜
《爾雅?释天》曰：
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
诚然，据周代文献可知，周代中晚期已有编年记录，并使用"年"字，但對殷商文献中"祀"字的意思，学界看法不一致，关于唐，虞时代与夏代的情况更是无从探讨。
目前出土的甲骨文中亦有"年""岁""祀"三字，分析論如下：
（一）年
甲骨文中的年字写法从禾，其下有"人" 。卜辞中常见"受年"或"受有年"之語。同时，卜辞中也常见"受禾"一词。陳梦家先生認為：卜辞的"年"如"受年" ，有年即稔，指收获。"受年"与"受禾"意思相同。此解应無疑義，亦為學界所认同。
另一种常见的卜辞，即"求年"或"求禾" ，都是祈祷豐年。据此可以推断，甲骨文中"禾"与"年"字義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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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出土刻有卜辞的甲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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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泉屋博古馆藏商代猛虎食人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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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猛虎食人卣侧面圖
有些學者特别注意到极少数的卜辞文例中"年"子之前還加上数字。常玉芝先生据此認為："年"字前加數字，應是指時王的在位之年。其他學者認為此說推論過于武断，缺乏足够证据。载述王在位年次是一种记录时间的系统，零散出现的数字加年文例不可能代表一种系统。尤其这些文例皆出现在卜辞中，而非记录時間的文句。目前已出土的甲骨文中，记录時間的方式包含卜辞前用以記日的干支，以及卜辞后指出月數，尚未见有指出年数者。
總之，商人求年，祈祷受年，其義与求禾，祈祷受禾相同。殷商時期的"年"是指年产，而非周年。
二祀
殷商出土文献中曾出现"王二祀""王六祀"之类的记录，陈梦家，董作宾，胡厚宣，常玉芝都认为， "祀"為殷商紀年之法，而且《尔雅?释天》"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似乎亦可為旁证。不过，许多研究成果一揭示， "祀"實際上是商王祭祀前王的周期！
殷商祭祀先王的系统包含五種周期，無論五种周期的顺序如何，其关键在于"祀"不是由二分二至或十二个月组成，而是已接受崇拜的祖先名额来决定的周期。因此，祀周期不是自然時間的單位，祀數也并不是計算商王在位時間的方法，而是計算祭祀次数的方法。
因先祖逐代增加，祀的周期也随之延长。祖甲時，一祀為三十旬（据董作宾《殷历谱?祀与年》）或三十二旬（常玉芝《商代周祭制度》），而帝乙帝辛時，祀的周期增长為三十八旬。也就是说， "祀"的时间长度并不固定，且与自然年无关。尽管如此，大部分學者还是認為"祀"在殷商晚期被借作表达年的意義，虽然殷商晚期的"祀"周期接近太阳年，但其基础并不是二分二至，故不可混淆。
总之，閲讀殷商甲骨文与金文，則卜辞中的"年"字是指年成谷熟的意思， "祀"為宗庙的祭數。殷商的时间记录仅有日的干支和月數，未见有"王某年"之类的记载。
商人显然早已有周年的概念，卜辞中的月数有一到十二，并曾出现十三月。我們也知道，商人的年周期采用二分二至的太阳年算法，单历法上虽有年周期，并不代表有进一步計算年数的习惯。商代文献有基于自然现象循环周转的月数和季节記法，亦有含神秘意義的干支記载，以及宗庙祭祀的周期记录，但仍没有紀年的歷譜。在殷商社会中，尚無基于王世，朝代等社会现象的計算年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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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博物馆藏商代兽面纹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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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博物馆藏商代扁足铜纹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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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博物馆藏商代父乙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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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博物馆藏商代小臣方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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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博物馆藏商代四羊首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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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博物馆藏商代酒觚
二周代文献中的歷譜
（一）祀
冯時先生認為，虽然殷商時期的"祀"与年月无关，但在西周早期， "祀"与"年"两字却发生了混淆，其谓：晚商周祭，一祀時大约一年，這是周人以"祀"為年的根本原因。而殷商當朝，祭祀周期的长度在早晚期并不相等，时代愈晚，入祀先王愈多，祭祀周期长度愈長，显然，變祀為年的作法没有理由发生在商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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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寶鷄市博物馆藏西周户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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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鷄青铜器博物院馆藏西周漁伯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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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金文“萬”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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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金文“萬”字释義
基本上，本人赞同冯先生之言。虽然商末"祀"的周期接近一年，可是在西周早期铭文中， "祀"仍用以表达祭祀祖先之意。如西周武王時期的天亡簋铭文，：王祀于天室……祀于王丕显考文王。不过在少数一些铭文中， "祀"字也可以作為铭文的尾語，如周公時期的何尊铭文，其末以为隹（唯)王五祀作結。直至康王時，少数铭文上又出现了（唯王何祀）的结語，如大盂鼎“唯王廿有三祀” ，小盂鼎“唯王廿有五祀” 。其他如西周中晚期的吴方彞盖“唯王二祀” ，五祀卫鼎“隹（唯）王五祀）” ，五祀?（西周厉王名讳，周厉王姬? ， ?通胡）钟， “唯王五祀”亦是如此。卫鼎铭文中提及共（恭）王之后的禮器，或与五祀?种同属于厉王時期的礼器。上述幾列或许是模仿古代铭文用语的產物，却因商代祀祖傳统早已绝迹，后人不详其義而误用，据铭文的惯例，事件记录都不会放在最后，而置之開頭。後人誤以祀作為年数的假设，目前仍不能成立。究竟“祀”在在這些文献中是否被誤當作年來用，尚须做一步研究才能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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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青铜重器天王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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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亡簋俯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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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王簋铭文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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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亡簋铭文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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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蘭所著書中天亡簋释讀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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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家博物馆藏鎮國之寶何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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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尊铭文释文释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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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青铜重器大盂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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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盂鼎铭文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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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盂鼎铭文释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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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盂鼎铭文释讀
由西周早中期铭文可见，虽有仿古的“唯王何祀”结语，但其后的铭文并没有接着用“年”取代“祀”字，更何况铭文的时间记录向来都不会放在结语，而是置于开头，西周前半葉的铭文，尽在前段指出月份和日期，盗了西周后半葉，月份之前已另外出现年数，并开始用“年”字來记录王在位的年数，可见，用“年”和用“祀”并無關涉。其理由有二：其一，只有极少数的西周铭文上出现用“祀”字的文例，且与西周下半葉用“年”的系统相隔甚远， “年”字亦非用來取代与表达“祀”字的意義。其二，铭文以时间记录為起始，西周晚期的铭文多从王的在位年度，月，日開始，亦即年月日在西周晚期已结合為完整的记時系统。至于“祀” ，因自始就不指涉自然年岁，祀數与月数根本無關，故作為铭文的尾語的“祀”从來未见与月日链接。
据上可知，周代铭文中“祀”与“年”的用法不同，并非统一概念。直至戰國時期， “祀”与“年”才完全被混淆，如楚惠王五十六年（公元前433年）的楚王酓章鍾，即仿用西周铭文以“祀”取代“年” ，且不提及月日：
隹（唯）王五十又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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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王酓音yan（熊）章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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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王酓音yan（熊）章鍾铭文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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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王酓音yan（熊）章鍾铭文释文
另外，也有少数战国早期铭文采用以“祀”取代“年”字，而不提日月的写法，如驫羌鍾曰：
唯廿又再祀…………
在传世的《逸周書》里， “祀”与“年”更被完全混淆了，其谓：
维二十三祀庚子朔……
维王元祀一月既生魄……
维王一祀二月………
唯王二祀一月既生魄……
唯王三祀二月丙辰朔…………
唯王十有二祀四月………
《逸周書》仿用铭文記时的模式，但以“祀”取代“年” ，還加上了干支，完全不依照周代传统，铭文里也不见这样的例子。对照《逸周書》与楚王酓章鍾，驫羌鍾的铭文，或许能够证明上述几篇文献的撰著年代接近战国早期，有可能是春秋以后的文人欲做作仿古文章，却误以为早期的“祀”周期与“年”周期没有差别，才出现这类文本。
（二）年
白川静先生曾进行对西周诸王年数的推算工作，其所或结论是要“要到紀年录较多的共（恭）王，懿王以后始成為可能” 。本人考察铭文的结果也相同，自西周共（恭）王，懿王时期以来，记录王的年数才趋為常见，但部分共（恭）王，懿王时期的铭文仍未记录年数，如：
唯十又二月初吉……免簋
唯三月初吉………趩觯（音chi zhi）
唯正月初吉………申簋盖
另外，著录年数的铭文则以如下方式開頭：
唯王十又三年，六月初吉戌，王才（在）周康宫新宫， …………朢簋（朢通望）
唯廿年，正月既望甲戊戌，王才（在）周康宫…………走马休盘
唯十又三年，九月初吉戊寅……十三年瘀壶
这些文献均以王某年起始,亦都是恭（共）王第十年之后的铭文。在这三件铭文中，朢簋因稱康宫為新宫，所以可能是共（恭）王时期的铭文，而走马休盘应是懿王孝王时期的铭文。而更早期铭文则记录月日，如師毛父簋：“唯六月既生霸（魄）戊戌旦。”
这里简单说一下，西周月相辞的大致意含义，从很早开始，古人就注意到了月亮的阴缺变化，并以此計时，周仁沿用商人立法，一年有12个月，岁首即正月。除此之外，还将一月划分成“初吉” ， “既生霸”（這里霸讀音破，霸通魄）“既望”和“既死霸”四部分。按照王國维的月相四分法：“初吉”就是每个月的月初那幾天， “既生霸”是指一个月的第八，九日至第十四，十五日，既望是每个月的十五，十六日至二十二，二十三日。也就是月亮最圆的那幾天， “既死霸”是指每个月的23日至月末。《說文解字》曰：“霸（霸通假字，霸通魄），月始生魄然也。”魄可理解為月光。既生霸指的是新月出现后，月光逐渐明亮的一段过程，既死霸指的是圆月渐亏後，后月光逐渐暗淡的一段过程。说的更简单一点，就是既生霸是上半月，即死魄是下半月，因人与干支纪日周人也延续了这一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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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簋铭文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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朢簋拓片铭文释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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趩觯铭文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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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盘铭文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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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盘铭文拓片释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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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盘铭文拓片释讀
关于西周的断代学者们看法并不一致，有認為共（恭）王在位23年，而懿王在位七年者（夏商周断代工程）：或认为共（恭）王在位18年，懿王27年（如夏含夷，在传世文献中，《太平御览》云：懿王在位25年），白川静先生的看法则是共（恭）17年，懿王14年，此外仍有诸多不同的看法。唯有在确定这些问题之后，则才能断定上述禮器應属于共（恭）王或懿王时代。
在传世的史书文献中，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有言：
太史公读春秋歷譜谍，至周厉王，未尝不废书而叹也。
这说明西汉时人只能见到厲王之后的年谱，所以《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仅上溯至西周共和元年，当于公元前841年。司马贞《索隐》引南朝齐，梁朝劉杳雲：“譜起周代。《艺文志》有古帝王譜。有自古为春秋学者，有年歷，譜谍之说…………”西周金文恰可与《史记》的记载互证，在西周晚期之前，以年記事习惯还未成熟。公元前九世纪初的懿王时期，铭文上已可见周王年数的纪录，唯有在此基础上，系统化的年谱才能出现。是故中国传统的史书中，编年史仅能上溯公元前九世纪中。
据傳世文献来看，周始作紀年后，列国也循例开始写作编年史。是故晋国的紀年从宣王时期开始。《竹书纪年?晋紀》曰：
鄭桓公王之子。
晋文侯二年，周宣王子多父伐郐，克之。乃居鄭父之丘，名之曰鄭，是曰桓公。
此处第一条引文没有记录年份，第二条才提及晋文侯二年，相当于公元前780年。鲁国的近年则是从鲁隐公元年开始，相当于公元前722年。
对照传世文献与西周铭文，我们可以理解：中国传统的编年史，之所以仅能追溯西周厲王以后，并非之前更古老的纪年记录已经亡佚，而是因为纪年的习惯滥觞于西周后半葉的社会中。共王懿王以後的孝王，夷王以及西周晚期字数较长的铭文，一般都会指出王的在位年数，却始终不见在位的王名，正因为这一点使西周青铜器的断代问题一直争论不休。但自懿王时期的铭文开始记录王的年代，周代后半葉的时间观念已经不仅是基于自然现象的四季循环，而是同时蕴含着社会现象中的王世年度计算，显示出历史时间观念已然形成。
四總结
自然时间是以季节的周转為周期，据周代文献得知，周人观念中的历史时间周转是以与王世为周期。此外，殷商时期还有祭祀周转的周期，祭祀周转既不是自然时间，又不是历史时间，应视为其于宗庙天数的特殊时间周转观念。而祭祀周期与自然周期不能相合，使这两种计时系统不能统一，亦难以作計年之用。这三种时间观念中，只有以王世为周期的计时方法，才合乎纪年的要求。西周下半葉的文献中才使用王年，月，日的完整时间记录系统，从而春秋各国都有采用繫年的记录。因此，中国传统的编年史仅可追溯至西周晚期（公元前九世纪初）《竹书纪年》《春秋》等传世的列国史书，也只从公元前八世纪开始记录。是故，司马迁编撰年表时，只能参考西周共和以来的年谱资料，而未能见到更早的年谱。
西周晚期铭文以王世为历史时间的周期，但仅指出王的年数，不提及王的名号，（商周时期都不用名号指稱在位的王）青铜器断代的难度正在于此。春秋时期的历史时间依然以王世为周期，但据《竹书纪年》和《春秋经》可见，当时的文献不仅指出王的在位年数，同时亦記有王的名号。
战国社会的历史时间观念发展趋势是以朝代为周期，奠基于广泛且具结构性的历史观念，《吕氏春秋?应同》的五代相配五行理论与司马迁的《史记》就是此发展过程的综合结果。
【商周祭祀方式的区别】 综上所述，考查文献就可以得知，中华文明的历史时间观念应滥觞于西周下半叶的社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