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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盛世潜流：安史之乱与唐代军政制度的演进，

_原题为 盛世潜流：安史之乱与唐代军政制度的演进
唐王朝的国势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后 ， 在玄宗李隆基的统治下达到了兴盛的顶点 。 史称：“德及鸟兽 ， 教通四海 ， 海内归心 ， 蛮夷宾服 。 ”然而由于错误的军政措置 ， 其政况日趋衰落 ， 引爆了久聚的社会危机 。 与历史上的诸多王朝由社会矛盾引发的统治危机不同的是 ， 唐中后期没有显著的官逼民反 ， 也少有流民引起的民变 ， 诸多变乱纯粹是统治集团中的异己力量运势的结果 。
事实上 ， 帝国边疆形势的不稳与防戍体制的变化造成缘边节度使的坐大 ， 东北局势成为了唯一的意外 。 玄宗晚年消极理政 ， 不专政事 ， 将相不和 ， 安禄山乘外重之资 ， 窃倒持之柄 ， 安禄山的乱阶实乃唐廷军政措置上的失策使然 。 “事不孤起 ， 必有其邻” ， 倘使当时的统治者能够意识到用人得失 ， 所系非轻 ， 调整一下用人格局 ， 这场叛乱未必不可避免 。
#安史之乱#盛世潜流：安史之乱与唐代军政制度的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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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禄山像
帝国军事用兵制度的变革
府兵制创制于西魏北周 ， 一直延制于隋至唐代中期 。 在南北东西争霸的战争时代 ， 何以与怀朔东魏财富兵强的高氏和江左南梁标榜神州正朔的萧氏相争衡 ， 内安反侧 ， 外御强邻 ， 惟有进行制度挖潜 。 所以 ， 府兵制兴盛的背后是魏周时代宇文泰的武川集团与地方乡曲势力鸠合 ， 进而演变为关陇集团夺取天下的政治逻辑 。 在置府收兵下地方势力依靠功绩取得的官品位阶与上层军事官僚勋贵形成了共生的关系 ， 捏合为一个巩固的利益共同体 ， 并且踪行统一的政治原则——关中乡土本位政策 ， 即以关陇贵族集团为政治主导 ， 以均田制和府兵制为整合动员社会之基础 ， 军事上内重外轻 ， 外交上西重东轻 ， 力求关中地域之安全 。
这套体制在其初期有极大的优点 。 府兵制下实行强干弱支加强中央集权的原则 ， 府兵军府高度集中在关陇集团的政治大本营关中地区 ， 藉以收居重驭轻之效 。 而且“籍藏将府,伍散田亩 ， 士不失业 ， 而将帅无握兵之重” ， 避免了将领专兵的危险 。 府兵制下的兵士就是均田制下的农民 ， 府兵制的前提是均田 ， 均田的前提是国家政府掌握大量公田 ， 然后在土地上实行计口授田,把居处无定、家无完堵的流民安置起来 ， 户口登记入簿 ， 实行租庸调赋税制 。 农民受田为国当兵成为府兵 ， 平时归州县管辖 ， 在军役期归军府管辖 ， 府兵自备兵甲衣粮 ， 减轻了国家沉重的军费负担 。
然而均田制本身就包含促使自身走向破坏的内在因素 。 一是在开始分田的时候就体现着不平等的原则 ， 把伊川膏胶、水陆上田授予官宦之家 ， 且贵族免赋役；二是到了玄宗开元天宝时期 ， 经济繁荣户口增加的背后 ， 是土地兼并的扩大 ， 国家几无可耕荒地用于均田给授；三是勋赏执行不力 ， 府兵投军从征本希望依靠军功蒙授勋级 ， 实现进身之阶 ， 然而到后期有功难赏、虚有赏格 ， 而无事实；四是频年征役 ， 赋役过重 ， 最后府兵家道悉破,或至逃亡番休者亡命略尽 ， 时有“天下户口 ， 逃亡过半”的记载 ， 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流散非一 ， 邦赋不入 ， 偷避徭役 ， 中土不安”的社会后果 。
最重要的是这套兵农合一、寓兵于农的军事制度只适用于中等强度以下的地区冲突 ， “近讨则徒损兵威 ， 深入则未倾巢穴” ， 长于内线守而拙于外线攻 ， 至唐初时已经不能适应在作战区域不固定的大范围内大规模野战的需要 ， 在太宗征高丽时弊端已尽显 ， 因而“发天下甲士 ， 召募十万” ， 兵募成了军队的主力 。 面对少数民族政权频繁的骚扰 ， 临时征召兵士就显得不足以应付 ， 因此一种新的军事用兵制度——职业募兵制度就应运而生 ， 即根据军事战略的需要而制定定额 ， 招募兵士（兵募定期差替转变为长行健儿） 。 这些长行健儿长驻边地军州 ， 在固定的卫戍区方镇执行镇防任务 。 之后更与节度使制相配伍 ， 随着内地府兵之制渐毁 ， 内地与边地渐成失重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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