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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患|历史上的鄱阳湖区为何水患频发？( 三 )


“以工代赈”被视为应对水患灾害的治本之策 ， 即可救灾民于水火之中 ， 帮助他们度过生存危机 ， 又可借此兴修水利 ， 巩固堤坝 ， 提高防洪能力 ， 可谓“一举两得” 。 嘉靖《江西通志》记载：“刘涣 ， 江陵人 ， 成化间为鄱阳令 ， 清慎廉明 ， 爱民体士 ， 治为江西最 ， 筑圩堤以捍水患 ， 长数千丈 ， 得田数千亩 ， 鄱民至今有赖 ， 立祠祀之 ， 因筑堤得暑疾卒 ， 民哀痛如失父母 。 ”可见修筑圩堤是滨湖人群抵御水患的重要办法 。 那些修筑圩堤的地方官 ， 都被后人立祠纪念 ， 可见圩堤之重要 。 以往的研究都认为 ， 圩堤的修筑是为了围湖造田 ， 但也并不尽然 ， 有些堤坝修筑的出发点却是为了抵御洪水 ， 间接为土地开垦提供了条件 。
史载：“豫章为八郡水之所会 ， 地最卑下 ， 故田以堤为命 。 ”豫章即南昌 ， 是江西通省各大河流汇集之地 ， 地势也相对其他地方低下 ， 水田必须倚赖圩堤才能免于水患之灾 。 明代南昌邑人万恭也提到沿湖地区地势低洼 ， “水溢则大潴 ， 水涸则鉅野 ， 不可田” ， 很长一段时间内江河入湖三角洲都只是泥沙淤积而成的滩地 。 随着沿湖各县“生齿日繁 ， 则与水竞利 ， 夺而成壤” ， 地方官与当地民人开始在河流入湖口附近的低洼三角洲修筑圩堤 ， 成田计数十万亩 。 不难发现 ， 人类活动逐渐向滨湖地带扩张 ， 为了防洪与围垦 ， 不断人为修筑堤坝 ， 但与此同时也压缩了湖区面积 ， 降低了蓄水能力 ， 增加了水患发生的可能性 。
从目前遗留下来的文献看 ， 明代前期鄱阳湖地区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圩堤修筑 。 清初新建邑人赵曰冕在《重修大有圩牛尾闸碑记》中称：“惟湖之有圩 ， 由郡守祝公创始於弘治十二年 ， 世因其利 ， 厥后屡圯屡修 。 ”即鄱阳湖地区的圩堤是由南昌郡守祝公创始于明弘治十二年（1499） ， 此后世人受其利 ， 屡毁屡修 。 弘治十二年南昌“岁饥” ， 祝瀚发榖募民修筑圩岸 ， 跨南昌、新建二邑 ， 南昌境内圩堤六十有四 ， 新建境内四十有一 。其中比较大的圩堤有“大有圩” ， “西始石亭庄 ， 东抵牛尾坽 ， 延袤四十里 ， 北障大浸入鄱湖 ， 而南垦平田数万亩” 。 赵曰冕曾称“大有圩”内有田数千万亩 ， “夏税秋粮几占邑册之半” 。 明弘治年间是文献记载中鄱阳湖地区第一次大规模修筑圩堤 ， 方式是“发榖募民” 。
万历十四、五年 ， 鄱阳湖区连年大水 ， 南昌知府范涞联合南昌知县何选、新建县知县佘梦鲤 ， 请於院司道发赈灾银一共7600两有奇 ， 在南昌县筑圩138处 ， 新建县筑圩174处 ， 并修石堤、石梘、石闸若干处 。 这是鄱阳湖地区第二次进行大规模的圩堤修筑 ， 依然是由官方主导 ， 以赈灾银募民修筑 ， 不仅活饥民以万数 ， 并且修堤扩土 ， 一举两得 ， 视为“永利” 。 在这次的修筑中 ， 有许多是对旧圩的修复 ， 如前文提及余家塘等三圩决口 ， 就是在此轮修筑浪潮中采用了“捲埽”的办法堵塞了决口 。 此后 ， 圩堤之修筑更为频繁 ， 万历三十五年新建知县吴嘉谟发抚院义仓谷修圩160处 ， 第二年南昌知县樊王家动用仓榖修圩185处 。 除了南昌、新建两县下游低洼地带大量修圩外 ， 进贤、余干与鄱阳等县亦在此时期修筑了大量的圩堤 ， 开辟出许多新的圩田 。 很多圩堤其实就是在“以工代赈”的名义下修筑的 。
在官方和民间的共同主导下 ， 大量的湖池水面被人为修筑的堤坝阻断 ， 把江河湖水挡在外面 ， 内部开发成可以耕种的圩田 。 明中叶以来 ， 这一持续的人为湖田化过程 ， 以及江河泥沙在湖区的堆积 ， 加剧了鄱阳湖水面的萎缩 。 至此 ， 我们不难发现 ， 堤坝其实扮演着两种矛盾的角色 ， 既起着抵御水患的作用 ， 又是造成水患的重要原因之一 。 魏丕信很早就提及湖北江汉平原及其周围有一个“水利循环”：一方面人类通过移民、开垦低地、建设堤坝等 ， 水利得以扩大；另一方面 ， 由于人口对环境的压力、政府治理的衰退、基础设施维修困难、私人侵占与非法开垦 ， 水利出现衰退 ， 水患危险加剧 ， 水灾影响扩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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