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大山里的支教老师：我愿一辈子“作秀” 杭州小伙杨明放弃丰厚收入，支教贵州山区11年；走遍黔西30多个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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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25岁的杨明（右一）随爱心支教团队前往贵州支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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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明在家访的路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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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杨明在熊洞村家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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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明和黔西观音洞镇景山小学的孩子们 。A12-A13版图片/受访者供图毕节市黔西县，贵州西北部的大山里，天亮得迟 。
清晨六点，杨明从宿舍里走出来，睡眼惺忪地去洗漱 。昨晚，他又熬夜工作到了一点半 。过往十余年，这是他工作的常态 。
这是杨明来支教的第11年，从青砖瓦、木窗户的简陋校舍到明亮开阔的学校，杨明也终于拥有了一间自己的宿舍 。
长达几年，杨明都住在教室里，一张折叠床，一床被子 。后来教室被用作食堂，杨明就搬到楼梯一个角落的储物间，不足五平米 。因为电网改造，学校经常停电，杨明就点着蜡烛工作 。他送学生回家，村民留他过夜，他吃遍了百家饭 。
11年来，杨明走过了上千公里家访路，30多个村落，“在黔西的地图上如果标注我住过的地方，可以画出个夏夜星空图来 。”
黔西几乎没有人不认识杨明 。头几年，学校的师资力量弱，一个人干好几个人的活，经常就工作到后半夜 。
也因此落下了一身毛病 。因为低血糖，说话太久会头晕无力，他随身会携带糖果 。颈椎、腰椎、膝盖也都出了问题，但他始终都不肯去医院做检查 。
近几年，因为媒体报道，杨明遭受到一些质疑，“是不是在作秀？”“有什么目的？”当时，杨明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七年，他觉得有非议很正常，“一两年是作秀，十年八年呢，我可以一直作秀做下去 。”
杭州“爸爸”
周末的工作依然繁忙 。快到傍晚，杨明不停看时间，因为晚上，他要去陪“儿子”看电影 。
杨明来到“儿子”王小告（化名）家里，刚一敲门，一个胖乎乎的男孩跑着来开门，喊了一声“爸爸” 。他盼这天盼了好久，爸爸要带他去影院看《我和我的家乡》 。
小告今年十岁，是杨明班上的学生 。八个月大的时候，在外务工的父亲不小心从三楼摔下来，过世的时候才二十三四岁，母亲后来也改嫁了，是爷爷奶奶把他养大的 。家里的墙上挂了一张父亲的遗像，小告对于父亲只有照片上的模糊记忆 。
杨明在一次家访中了解到小告的情况，他主动跟孩子爷爷说，“要不把你家孙子‘送’给我吧” 。小告爷爷特别高兴，对小告说，“现在你终于有爸爸了！还是一个老师爸爸 。”
没有一点犹豫和羞涩，小告冲着杨明就喊了一声“爸爸”，就像是已经偷偷练习过很多次 。当天正好是小告十岁的生日 。
他买了乒乓球拍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小告，还给小告和自己买了套一模一样的亲子装，“孩子需要父亲，我也有一种当爸爸的幸福感 。”
这是杨明第二次看《我和我的家乡》，“在里面好像看到了自己，每个故事都很有共鸣 。”朋友和亲戚看完电影，立刻就发消息说，看到范伟扮演的那个支教老师，就像看到了杨明 。
1990年代初，杨明在杭州萧山的农村里上小学 。学校由老祠堂改建，青砖瓦房，木窗子，和电影里一样，“时代变化太大了，我在家乡已经看不到童年的影子，但是在贵州的大山里，我好像回到了我的童年 。”
来贵州支教11年，杨明的杭州口音没变，长相倒是越来越像一个贵州人，肤色黑了，头发白了，皱纹多了，身高一米七二的他体重也从一百二十斤瘦到现在的一百零几斤 。他认了不少干儿子和干女儿，以前每个月工资只有一两千，除了自己吃住，他基本都花给了学生，买文具、辅导资料、衣服鞋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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