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大山里的支教老师：我愿一辈子“作秀” 杭州小伙杨明放弃丰厚收入，支教贵州山区11年；走遍黔西30多个村落( 三 )
一次家访途中，杨明在山上发现了一所无人问津的小学校，要爬一个多小时才能上去 。学校一百个学生，只有五六个老教师，还在修建，非常简陋，灯光昏暗，兔子和鸡就在院子里来回跑，旁边有几个孩子看上去年纪很小，在收割玉米秆子 。
这所学校就是杨明后来支教了七年的观音洞镇景山小学 。
艰难的选择
一年后，支教队员纷纷离去 。令所有人意外的是，杨明考了贵州省黔西县特岗教师，选择继续留下来，在景山小学教书 。
邹安权也很诧异，“本地老师都没有像他那样走几个小时山路去做家访 。一个外来的老师这么拼命，我敢说远近没有一个像他这样的 。”邹安权也选择了景山小学，和杨明继续做同事 。杨明会教老师们用电脑，他也是学校里唯一一个有智能手机和懂英语的人，学校的大事小情都要他来帮忙，他不懂拒绝，经常就熬夜工作到凌晨 。
“现在他头发比我的还白，和刚来时比，简直变了一个人 。我们早就拿他当我们家乡人来看待 。”邹安权说 。
杨明舍不得这些孩子 。
他记得有一个学生的家，就是一间砖砌的小平房，只有空空的几面墙 。家里连一个像样的杯子也没有，就是用塑料矿泉水瓶剪成的杯子 。农村房顶高，只有一个吊灯，孩子晚上写作业时光线很弱，一直揉眼睛 。在心愿卡上，很多孩子写下“我想要一个台灯”，“我想要一张书桌”，“我想要一盒水彩笔” 。
“其实有的人家不是买不起，但就是没想到，没有这种教育理念 。”杨明叹气 。
还有一些孩子父母在外打工，是爷爷奶奶或者其他亲人带大，在心愿卡上，他们写的是“希望爷爷奶奶能有个按摩的洗脚盆”，“想给伯伯买一件厚衣服跑摩的穿 。”
这些心愿杨明都会帮孩子们实现，早些年做老师时他的工资每个月只有一两千，但他大部分都花在学生身上 。自己的衣服就在淘宝上买几十块钱的，一穿就是好几年，刚来支教的短袖到现在他还在穿 。
除了基础的文化教育，杨明也带孩子们上劳动课 。
农村的原生态茶叶很好，杨明就带着学生们去山上采茶、挑选茶叶，一起做茶，做好的茶叶他在朋友圈卖了几百块钱，五十块钱一两，比村里人平时不加挑选卖的茶叶高十几倍 。卖茶叶的酬劳他分给孩子们，大家特别开心 。中秋节前，他在网上买模具，看教程，教孩子做月饼和绿豆糕 。端午做粽子，清明做茶叶 。
刘廷江是景山小学的首任校长，看到偏僻的小学来了一个年轻大学生，喜悦难以言表，“不要说杭州，就是贵州其他城市来的，我们都很高兴 。他和学生们一起吃、一起住、一起玩，还教少数民族的老人识字 。孩子们喜欢他带来的那种外面世界的东西，成绩也明显提高 。”
杨明是有机会离开大山的 。2012年，他买了考研的教材，想利用空闲时间多学习 。工作占据了大部分精力，复习的时间很少 。
杨明没想到自己会考上 。但第二年，他收到了重庆市委党校哲学系的录取通知书 。邹安权和几个老师劝他为自己的前途考虑，去读研，家人也希望他去读研 。但学校的领导想留住他 。整整一个暑假，他都留在学校里纠结到底要不要去 。
决定去读研的前一天，孩子们红着双眼把留言卡送给了杨老师，上面写着周华健《朋友》的歌词，“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 。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 。”杨明拿着那张沉甸甸的纸，流下了眼泪 。
最后他留了下来 。
最大的遗憾是对不起父母
2000公里外，杭州萧山戴村，杨明的母亲平时种种地，父亲酿酒 。两个老人都已经60多岁，日日夜夜想念着远方的儿子 。
刚知道杨明考了贵州特岗教师时，家里人都反对 。父母听说贵州农村条件不好，交通不方便，天天给杨明打电话问他那边是什么情况，“还是早点回家吧” 。一些亲戚直接问，“你现在能拿多少工资，能存多少钱？”问得他哑口无言 。表弟和他说，“杭州七八千块钱工资的工作，如果你找不到，我来帮你安排 。”姐姐也不支持，但知道弟弟喜欢当老师，“回来的话你进不去公办学校，私立学校也可以的，或者说哪怕是培训机构都可以，收入都不会很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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