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聊斋志异读后感( 二 )
《聊斋》情爱故事的性别基调是男性的雌化和女性的雄化 。蒲松龄对女性生存状态充满了关注和焦虑，源自他个人的情爱生活，更源于他得时代风气之先 。在《聊斋》中躁动着的女权意识不仅引领了清代小说对女性的关切同情，而且提供了一个文学个案，使我们了解女权意识是如何在17世纪的中国悄然萌生的，因此它更具人类学上的意义 。
许多《聊斋》研究专家早就指出，《聊斋》故事中大多数女性鬼狐极为善良可亲，它们不仅不害人，而且还热情地帮助人，这与过去的志怪传奇小说有着绝大的不同 。但是，这是否是《聊斋》情爱故事的最显着特点呢 。其实，《聊斋》情爱故事的更大特点是女主人公们的在婚恋中大抵是主动者，此类故事大部分亦以女主人公的名字命名，也可看出蒲松龄的主观意图和情感偏向 。在“家世的利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仍然主宰着青年婚嫁的年代中，如果说蒲松龄笔下的鬼狐如婴宁，聂小倩，小谢，白秋练等，可以不受人间礼法的羁绊，随心所欲地追求自己的幸福，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话，那么，世俗女子在婚姻大事上的主动热情，则非有超人的勇气不可，而类似的离经叛道式的自由择偶，在《聊斋》中却比比皆是 。连名字都没有留下的侠女，遇到穷得无力娶妻，但又乐于助人的顾生时，“嫣然而笑”，与之交欢生子，为顾生“延一线之续”；菱角听了胡大成“我为若婿，好否”的要求时，“眉目澄澄，上下睨成，意似欣属焉”，还主动关照胡，只要托其父的好友来提亲则“无不谐”；劭女，细柳，绿娥，五可等姑娘都是自己选择夫婿，“诸家问名，皆不愿”，“翻复遴选，十无一当”，搞得父母也失掉了耐性：“天下迄无良匹，汝将以丫角老耶”胭脂在家门口邂逅了“白服裙帽，丰采甚都”的鄂生，马上“意动，秋波萦转之”，鄂生走远了，还脉脉含情地“凝眺”……，她们大多也都是凭着自己的主动，找到了终身幸福 。不仅如此，《聊斋》爱情故事的女主角在婚后也大都是家庭的主宰 。()红玉，小二，青梅，细柳，鸦头，白秋练等人，或“剪莽拥彗，类男子操作”，或“以刺绣作业，……经济皆自任之”，或“晨兴夜寐，经济弥勤”，或“为人灵巧，善居积，经济过于男子”，将家政经理得井井有条；方氏，辛十四娘，成名妻等人，在家庭遭受重大变故时，显得比丈夫更冷静，更有主见，指挥若定，化险为夷；《夜叉国》里的女夜叉“母女皆男儿装”，辅佐儿子，丈夫征战，“奇勋半出于闺门”；《仙人岛》中的芳云闺房中“牙签满架，靡书不有”，博学多才，劝自诩为“中原才子”的丈夫王勉“从此不作诗，亦藏拙之一道也”，王“大惭，遂绝笔”；《颜氏》中的丈夫因考不上秀才而悲泣，妻子女扮男装应试，中举及第，当上御史，退归田里后，将官衔让给丈夫承当；《书痴》中的郎玉柱在琴棋乃至枕席之事都得接受颜氏的训练；《黄英》中的马子才自名清高，娶了卖菊而富的黄英，偏偏又不愿沾妻子的光，把妻子家的东西送回去，遭到黄英的戏谑：“陈仲子毋乃劳乎”“东食西宿，廉者当不如是 。”马遂无言以对，不好再装腔作势 。通过这类故事，蒲松龄明白告诉我们，在不少家庭中男子已无形中退居为配角 。女性在家庭中地位的强化，最极端的例子是《大人》，《农妇》，《乔女》，《仇大娘》，《张氏妇》，《小二》等，这批女性在精神智慧甚至体力上构成了家庭中的强者，而男性在故事中则几乎完全淡化为女性的附庸 。不过这类故事为数不多，显见不是蒲松龄关注的焦点，因此无须过多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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