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情介入的贩卖毒品案中，如何看待数量引诱？ _交易

关键词：贩卖毒品罪数量引诱犯意引诱毒品犯罪量刑刑事辩护
杨某听闻倒卖毒品能够赚取快钱，苦于没有销售渠道，其便找到了中间人张某（特情）寻找下线，后在张某的介绍下认识了李某与陈某（均为特情），李某说打算要500克冰毒，陈某则称预定1公斤冰毒。
有了买家后，杨某委托申某联系货源。在申某的串合下，杨某决定奔赴广东，与“平哥”见面。杨某当场吸食了“平哥”提供的冰毒样品，验货后，便与“平哥”达成交易1.5公斤冰毒的合意，让“平哥”送货上门。
两天后，杨某收到平哥送来冰毒，便联系李某及陈某，将毒品运输到双方约定的小区，李某在房间内当场拿走了500克冰毒，并将12万毒资交付给杨某，而杨某则说自己事后以转账的方式向杨某汇款。等杨某正要离开房间时，被侦查人员当场抓获，最终杨某被判处死缓。
站在刑事辩护的立场，杨某为什么没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杨某得以保命的理由是什么呢？
在这起案发于二零一二年的案件中，中间人张某及两位买家李某与陈某均为办案人员所发展的特情，基于特情介入而发生的毒品交易，这背后涉及到特情介入后的犯意引诱与数量引诱的问题，这也是本案争论的焦点。
在司法实践中，大量毒品犯罪案件存在特情介入侦查的情况，此种做法一方面有利于打击毒品犯罪的发生，但另一方面也给定罪量刑与证据判断带来了不少挑战。早在大连会议纪时，就已提出“犯意引诱”和“数量引诱”的概念，并规定对于存在上述诱惑侦查措施的案件，法院是应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应当依法从轻处罚。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各项会议及司法解释中却没有规定判断引诱犯罪的标准，更未有设定侦查措施的合法性标准。这给实务断案中造成了较大的困难。
就此案而言，在判断是否存在犯意引诱上，杨某在中间人张某介入时，就已经产生了倒卖毒品的概括性故意。杨某基于贩毒牟利之目的而找到张某，即使双方无对交易的数量、时间等细节形成合意，但杨某找张某联系下家，即表明杨某已经产生贩毒的故意。
因此，很难说杨某是在特情张某的引诱之下才实施的贩卖毒品的行为。张某为杨某提供两位同样是特情的买家，只能说是为杨某提供了一个犯罪的机会，这种方式被称为犯意贴靠，或者是机会性引诱。
既然否定了犯意引诱，那么这个案件对杨某从轻处罚的理由是什么呢？答案是该案存在数量引诱及杨某应属犯罪未遂。
判断案件是否存在数量引诱需要从被追诉人的吸毒前科、经济能力、犯罪动机、及特情介入的时间点等多方面事实进行综合考量。重心放在毒品数量是否是在他人的诱导下才达到被判处死刑的标准的，以及毒品数量较大的确定是取决于被追诉人，还是特情人员。
回归到案情本身。在犯罪前科及经济能力上，尽管杨某此前因吸食毒品而被强制戒毒，但杨某并没有贩毒的犯罪前科，杨某回归社会后，在当地某公司从事底层工作，收入颇微。即使其有倒卖毒品获利之主观目的，但依据其经济能力，其无法购入大量毒品后持毒待售，及其没有大宗毒品交易的组织能力。对于这一点，从杨某需找到特情张某作为中间人寻找买家，及从杨某需经申某的帮助下，才联系上广东“平哥”获取货源，即可证实杨某实则是无货源渠道及销售网络，其是临时起意贩毒，而在联络众人，在多人的帮助下才完成此次毒品交易的。
在犯罪动机上，即使杨某在特情张某、李某及陈某介入前已经产生了贩毒牟利的主观故意，但从整体出发，此起案件的涉毒数量与特情李某、陈某二人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该案的毒品数量是由特情直接主动提出，然后张某再依此去联系货源。因此，此案毒品数量较大的事实取决于这两名伪装为买家的特情。可以说，该案是在特情的引诱下，才导致涉毒数量达到了判处死刑的标准。退一步来说，根据武汉会议纪要的规定，假定案件不能排除存在数量引诱的，对被追诉人也应作留有余地的判决。
另外，我们应注意到杨某是否属于贩毒未遂。根据法律的规定，以出售为目的而购买毒品的，在被追诉人购得毒品时，即可认定为贩毒既遂。依据这样的规定，杨某就是想通过从“平哥”处购买毒品，然后转手卖给李某与陈某，所以当杨某接收到“平哥”送过来的毒品，即已经是贩毒既遂了，那么为什么又会说这是未遂呢？

在特情介入的贩卖毒品案中，如何看待数量引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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