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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最终因何不得不放弃“共和立宪”？( 二 )


在袁世凯与清廷之间，也存在分歧 。奉、吉、黑、直、汴五省之选举，袁意拟与各省同一办法;而满亲贵则欲将满洲(即奉、吉、黑三省)选举之额扩充，更欲将三省悉选满人为代表，奕劻则欲以在京满王公充之，双方各持一见 。
由于三方各趋一极，拟议中的国民大会自始便难见成功的希望 。适于此时，局势发生重大变化 。孙中山自海外归来，革命党声势大震，在孙的坚持下，独立各省代表选举孙为临时大总统 。此举大出袁氏意料之外，加之此时北洋军个别将帅如张怀芝等，因受满族亲贵的运动，叫嚣停止和议，向南方开战 。袁处在南北的压力之下，不得不以唐绍仪越权为借口，撤销唐之议和代表资格，向南方显示出一种强硬姿态 。此举使拟议中的国民大会就此无形打消 。
袁世凯转变态度
上海和议虽陷于停顿，但袁世凯与革命者私下里的联系并未中断 。革命者向袁解释，举孙为总统是为了整理革命阵营内部，并无他意，如果袁能推翻清廷，赞同共和，革命者仍愿意举袁为未来大总统，孙中山也亲口承认，如能借袁氏之手，不废刀兵推翻满清，“推功让能，自有公论” 。
在得到南方的保证之后，袁氏即一改此前模棱两可的态度，转而积极从事胁迫清廷出让统治权，清帝退位出现急转直下之势，共和的实现似乎已经遥遥在望 。不过，袁氏所要建立的“共和”与革命者的共和却并不是一回事 。1912年1月间，全国联合进行会代表张琴、李离等向袁进一呈文，建议实行“共和立宪” 。在呈文中，张琴等建议，“折衷乎英法之间，提倡帝国共和主义 。拟尊皇帝为大圣皇，宣布共和政体，召集国会，公举大统领，草拟宪法，实行共和立宪” 。
在这种国体下，所谓大圣皇权限极微，大总统对国家负有实际统治权 。所谓“共和立宪”其实是君主立宪的变相，只不过在这种制度设计下，皇帝的权力被缩减至极微，仅余一尊号，和一些不能自主的荣誉授予权 。袁氏在一段时期内对国体的主张基本不出该呈文之范围 。
袁世凯为逼迫清廷交出所有大权，唆使部下不断公开通电，对清廷施加压力，甚至于亲自出马，率领内阁所有成员上奏折 。对于南方，他则提出要求，俟清帝逊让后，南京临时政府应于四十八小时内取消，由他自己建立全国性的统一政府 。
孙中山窥破了袁的用意，提出五条办法作为应对 。稍后，又对五条办法进一步修正，追加一条，“袁被举为临时总统后，誓守参议院所定之宪法，乃能接受事权 。”其用意，新政府不能由清帝授权而来，袁须首先断绝与满政府之关系，成为纯粹之民国国民，才能被临时参议院举为民国总统 。
不得不放弃“共和立宪”
南北双方的重要争执点是清帝的存留形式 。由于革命是建立在廉价的和平谈判基础之上，便不得不承认清廷方面之若干优待条件，其中第一条成为影响未来制度创建的关键点 。袁世凯所提出之原件是：大清皇帝尊号，相承不替，国民对于大清皇帝，各致其尊崇之敬礼与各国君主相等 。按照这种设计，清帝无疑就是高拱于上之“大圣皇” 。革命者则把此条修正为“清帝逊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以待外国君主之礼相待”，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清帝才算是真正逊位，而后中华民国之基础始立，不致有类于虚君位之嫌也 。
袁氏虽最终作出让步，同意了革命者的修正案，但并没有彻底放弃“共和立宪”之主张，这一点从清帝退位诏书的起草过程中得到充分体现 。该诏书由张謇起草，反映南京的主张，草稿到达北京后，经袁氏策士作出重大修改后发表 。
清帝逊让电颁布同时，袁世凯宣布政见，略谓：“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则宣布之日，为帝政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 。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其中言“帝政”而非“帝制”，言“君主政体”而非“君主国体”，措辞圆滑闪烁，意味悠长 。
尽管袁氏自说自话，与革命者的主张并不真正一致，孙中山仍于清帝逊让电发布之次日即向参议院提出辞职，参议院即举袁为继任大总统 。对于参议院之推举，袁世凯立即接受，声称愿意“承乏于后”，但这并不表示他是在接续南京政府之法统，按照他自己的理解，他的大总统地位并不完全是参议院的授权，换言之，他并不承认南京参议院是代表全国的立法机关 。
袁氏的心思，孙中山心知肚明，因此，他辞职时还附有办法三条：一、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二、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之时，临时政府全体才真正离任;三、新总统必须誓守参议院所定之临时约法及其他一切法律章程 。此举之目的是要将新总统完全置于南京临时政府之法统之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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