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戏剧大师阿瑟·米勒在北京的48天缘起( 三 )

1978年,我作为一名游客来到了中国。不久,我就发现自己见到的所有的作家、导演、演员都在告诉我一件事,而我处于一种天真无知的状态,慢慢才醒悟过来:这些人毫无例外地都经历了多年的混乱生活,刚刚回返到正常生活中来;他们完全不知道奥尼尔之后的我及其他任何美国剧作家,或者高尔基之后的任何欧洲剧作家。

其后的两年中,曹禺和英若诚一起访问了美国,英若诚还扮演了多个影视角色—其中一个便是美国电视片《马可·波罗》(M arco Polo)里的忽必烈。他们二人都认识到,过去的十年中他们错过了太多优秀的西方戏剧作品。有趣的是,他们在1979年提起要排演《都是我的儿子》(A ll M y Sons);一年半之后,他们又改了初衷,想要排演《推销员之死》。在这短短的一年半之间,他们认识到,随着中国的开放,观众已经有足够的修养来欣赏《推销员之死》这出对他们来说形式完全创新的戏剧。此外,80年代早期,已经有好几部在表演和结构上与《都是我的儿子》类似的中国话剧出现。事实上,《都是我的儿子》遵循的是现实主义的话剧传统,没有太多值得学习的创新形式。

曹禺和英若诚对能否不用外人协助独立将《推销员之死》搬上舞台心存疑虑,这种疑虑终于让他们坚决要求由我来中国导演这出戏。自然,我最初被这个主意吓了一跳。我跟演员言语不通,怎么指导他们?更糟的是,在多年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我怎么能在舞台上再现出人们记忆里并不存在的生活?我犹豫不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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