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戏剧大师阿瑟·米勒在北京的48天缘起( 四 )

但是,几个月过去了,我越来越把这件事当成一个挑战。首先,没有外国导演曾为中国演员导演过新戏。我向熟悉中国的人征求意见,他们并不表示鼓励,因为在他们看来《推销员之死》是一出纯粹的美国戏。可是,有迹象表明,其他文化理解这出戏应该不成问题:就在这个时候,《萨勒姆的女巫》(The Crucible)在上海上演了,报道说这出戏把观众感动得流泪,让他们想起自己在过去遭受的苦难。尽管如此,我告诫自己:《推销员之死》比《萨勒姆的女巫》更受文化的局限。威利·洛曼来自一个雄心勃勃的商业帝国、一个害着成功热病的社会,而中国是一个农民占百分之九十人口的农业国家,绝大多数中国人接受的都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与威利的追求完全不同。也许,我会一败涂地。

后来我见到了美中艺术交流协会—设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经费独立的私人团体—会长周文中教授。周教授让我相信此事能够成功,我才终于决定接受邀请。周是中国人,在美国生活了很多年;他说中国人一定能懂得威利,理解他的热情。他的坚信,再加上英若诚和曹禺的厚望,让我觉得这件事似乎值得一试。

这本书是以我的排练日记为基础写成的。1983年春,我每天早上九点到中午、晚上七点到十点导演这出戏,下午则写日记。我把自己的“无事生非”、误解和错误的判断都原封不动地留在这里。在那两个月里,我兴奋地努力地工作,以独特的角度观察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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