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知识共同体已瓦解,娱乐生活变成了唯一连接( 三 )

另一方面,许知远也试图挖掘梁启超在世界舞台上的故事,“即使置于自己的时代,梁启超也该进入全球最敏锐心灵的行列。这些人看到一个技术、民族主义、全球化驱动的现代世界的到来,在希望与挣扎中摇摆,梁启超从中国语境出发,回应了很多普遍性问题,对于科学、民族主义、个人精神都作出独特判断。”许知远认为,梁启超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见过J.P.摩根、罗斯福,和世界性的政要打交道,“很少有人可以想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可以这么广泛地旅行,见到这么多世界、这么多的人物。他的宽阔性和丰富性对我是非常大的吸引。”许知远说。

梁启超是从四书五经开始进入新学的,因此对新学存在不少误读。茅海建曾经指出,梁启超在《时务报》《知新报》《湘报》等报刊上大声宣传西学,富于激情地歌颂“民政”“民权”,然而在其思想深处,却始终不太知道什么是西学、什么是西方式的民主和议会。例如,23岁时,梁启超就在《时务报》上发表《古议院考》,认为汉代的谏大夫、博士、议郎等扮演了西方议会制度中议员的角色。梁启超因为这些误读而曾被严复写信进行过严厉批评。类似的,西学进入中国之后和中国传统知识的碰撞,也让许知远感到棘手,他坦言:“《时务报》的文章都很难读。”不过,在他看来,梁启超的种种误读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所有对新知识的理解都是用自己的旧习惯去进行的。每代人的理解都是错乱的,清晰的都是日后才知道的。”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