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俊:翻译就是一场“一个人的战争”( 四 )

翻译福克纳的艰辛,也让李老对翻译有了更深切的体悟。在他看来,虽有两种文化阻隔,当译文以崇尚简洁、清晰的汉语形态出现时,也得尽力原汁原味地保持文本的美学价值。“一个真正的译者必须要有‘手段’,把散见各处、或埋伏较深的‘脉络’、‘微血管’、乃至各种‘神经’一一理清,把握好它们的来龙去脉,如此才能还原出一幅完美的原图。”也因为李老自觉做到了,他对自己的译文颇感自信。他曾花两个月时间翻译大诗人T.S.艾略特的诗剧《大教堂凶杀案》。他信心满满地表示,别看这是一出诗剧,他做的可是件“史无前例”的工作。“这部重要诗剧,在我之前还没有人译过。尤其是其中‘神父的布道’一节,即使有人翻译,能做到准确把握的人也是少有的。”

反观1979年前后,国内知道福克纳名字的人可谓“寥若晨星”,更谈不上有人从事这方面的译介工作。李老翻译福克纳也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不止于此,他还“史无前例”地和施咸荣等四人合译了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在“文革”期间作为内部书出版;他是卡夫卡《变形记》最早的中文译者。他还翻译过海明威。“‘文革’结束后不久,译文社找我翻译《丧钟为谁而鸣》,译了几万字后才知道已经有人翻译,且被某领导推荐给了出版社,自己的译稿只好就此‘搁浅’。”然而正因为此,李老阴差阳错“遇见”了福克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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