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遭遇乱世、重税时，为什么古人不去人烟稀少的地方避难？( 三 )_中原|匈奴|永嘉南渡|西晋|刘渊

当时边疆军属良民虽然地位不低，但生活上却普遍贫困，反而是逃到匈奴那边亲戚的生活要好一些。
而对于奴隶，侯应说：“又边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闻匈奴中乐，无奈候望急何！”
也就是说，奴隶一旦逃到匈奴那儿便可恢复自由身，这是他们冒险出奔的一大原因。
作为边地人，侯应熟悉边疆事务，在《论证罢边十不可》中，十不可里有四不可都在强调：一旦放弃戍守，西汉边地的臣民会铤而走险逃到匈奴那边，可见当时在汉匈边地的逃亡情况有多么严重。
这样的事，在历代封建王朝并不鲜见，秦汉之后同样屡屡发生：
王莽执政时是百姓迁入山区的高峰时期，因新莽政府推行“为民整顿财政”政策，国内实施高压统治，将各类经营权收归国有，使得“民摇手触禁，不得耕桑，繇役烦剧，而枯、旱、蝗虫相因。”
因而，当 “农商失业，食货俱废”以后， “富者不得自保，贫者无以自存” ，民众们纷纷“起为盗贼，依阻山泽” ，官吏也没法拿他们怎么样，经年累月之后， “青、徐、荆楚之地往往万数（隐入山林）” ，规模空前庞大。
三国时期，孙吴治下同样无法免俗，在长江以南、今各省交界处的山区，生活着被统称为“山越”、过群体生活的部族。据历史学家唐长孺考证，东汉末年以来，有很多为逃避赋税劳役的人选择匿居深山，与原本山中居民混居，朝廷也不加分别，对这些居住于山区的人统称为“山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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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越分布图。图源/网络
《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中对居住于丹杨（今安徽宣城市）一带的山越人有这样的记录：
“丹杨地势险阻，与吴郡、会稽、新都、鄱阳四郡邻接，周旋数千里，山谷万重，其幽邃民人，未尝入城邑，对长吏，皆仗兵野逸，白首于林莽。逋亡宿恶，咸共逃窜。山出铜铁，自铸甲兵。俗好武习战，高尚气力……自前世以来，不能羁也。”
一直到三国时代，如何管制山民已经成了困扰当时政府机构、官员的难题。
民众遁入偏僻地区这类事件并没有随着历史的前进而消失，反而形成一种惯例。五代时期，浙江淳安县东北的一处山地因其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战乱时民众就迁移到此，取保护一地安宁之意，命名为“保安”；元末井陉县北的一处山地，也因地势“高峻崎岖，险不可攀” ，百姓都避乱于此；明代，当明军战略收缩至长城防线，放弃河套、土默川等地后，同样出现了大批民众向北迁移投靠蒙古的情况……
明万历、天启年间，历任北京工部屯田司员外郎、广西按察使、广西右布政使、深谙民事的谢肇淛谈及民众向荒僻地区避居时，在笔记《五杂俎》里做出了总结：“临边幸民，往往逃入虏地，盖其饮食语言既已相通，而中国赋役之繁，文罔之密，不及虏中简便也。虏法虽有君臣上下，然劳逸起居，甘苦与共，每遇徙落移帐，则胡王与其妻妾子女，皆亲力作，故其人亦自合心勇往，敢死不顾，干戈之暇，任其逐水草畜牧自便耳，真有上古结绳之意。一入中国，里胥执策而侵渔之矣。王荆公所谓‘汉恩自浅胡自深’者，此类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