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民国乡村教育“战术”为何妥协多变_农民|农村|陶行知

【农民|民国乡村教育“战术”为何妥协多变】1
20世纪初，现代教育体系开始在中国建立。但其后数十年中，新式教育的推广并不顺利，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地区，道路尤其坎坷。很长时间里，多数农民仍选择私塾（已被官方认定为非法）来教育子弟，而对新式学校抱持排斥、厌恶态度，甚至在农村屡屡发生“毁学”现象。私塾更是禁而不绝，与新式学校针锋相对，抢夺生源。直到二三十年代，随着“乡村建设运动”的兴起，乡村教育日益为知识界所重视。在反思以往成败得失之后，新一代的乡村教育家——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卢作孚等人，开始更为深刻地理解中国现实，并致力于现代教育的本土化，以新的理论认识，新的实践“战术” ，进一步教育中国农民。
20世纪初新式教育推进不力，一方面，固然要归咎于小农经济环境下中国农民的守旧心态，而另一方面，也和新式教育自身不成熟，难以满足中国乡村社会需要大有关系。乡民不愿放弃私塾，主要是认为私塾能教给子弟必要的生活技能和伦理道德， “正正经经读几年书，认识不少字，不至教人愚弄，珠算记账等又可作学徒的准备，管训严格，礼貌好” ，符合农村生活的需要。而新式教育体系主要照搬西方，形式和内容过于“洋化” ，不为农民所喜：“领着孩子玩总不成体统，书本里的小猫小狗也不是正途，管教不严，功课太松” ，与乡村生活大有隔膜。而且新学的推广往往带有自上而下强行“改造”的意味，忽视了民间社会文化传统的合理传承，也常引发摩擦。
就此，乡村教育家所采取的第一个“战术” ，就是对乡村传统社会文化做出适当的理解和容让，由此争取乡民的信任。陶行知先生曾记载过这样一个案例：南京郊外的燕子矶国民学校设在一座关帝庙里。此庙不但供关公，还有痘神、麻神等各路“杂神” 。虽然神像占去课堂大半，十分碍事，但贸然拆去必遭乡民反对。于是该校校长想出一个“保关移杂”的计划。首先，大张旗鼓地为关公开光。不但把神像神座洗刷一新，校长还亲自率众学生向关公恭敬行礼。之后，校长又带人把各路“杂神”像搬到隔壁庙里，端正摆好，打扫干净，同样行了一番礼。搬出“杂神”后，关庙大殿的课堂宽敞许多。而村里人见关公开了光， “杂神”安排妥当，又听说师生向神灵庄严行礼， “不但不责备校长，并且称赞校长能干” ，学校也得以顺利发展。
尽管教师们内心反对乡民的迷信行为，但有时适度的参与也会带来“奇效” 。有一位乡村教师曾记述自己的经历：某日，一妇女丢了戒指，要找村里塾师算卦寻找。恰逢塾师不在，该妇女就找到新式学校，请教员来“打一课” 。这位教师当时想：“我又不是神仙，怎样知道这许多？但是回头一想，说‘不知道’ ，乡下人会说‘他读书连打课也不晓得’ ，好像是暴露了自己的弱点” 。于是完全不会算卦的教师便效仿私塾先生，胡算一气，把妇女打发走了。结果歪打正着，这位妇女在教师指点的方向竟真找到了戒指，于是全村皆知“洋学”教员“卦灵” ，都来请他算。尽管这位老师被逼无奈，后来真的学了几招算卦，但学校的业务竟也因此大为兴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