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民国乡村教育“战术”为何妥协多变( 二 )_农民|农村|陶行知

当然，这种对传统的容忍与尊重并不代表一味妥协。新式知识分子在自我调适的同时，也在对传统进行着重塑与发挥。在定县，平教会的教师组织了乡村“敬老会” ，春节时把全村100多户老人邀集一处，由平民学校学生给老人戴红花、敬茶、演节目。这一“弘扬传统”之举，其实意在把家庭内部的“孝” ，推广为全社会“敬老”的公德。在这方面，梁漱溟进行的邹平乡村建设实验，以传承儒家文化，重振“民族精神” ，发挥传统村社组织为宗旨，尤为典型。其主张和做法已不仅是新式教育的实用“战术” ，而是关乎中国农村复兴的“大战略”了。
于传统之外，新教育的重点还是传播新知识、新思想。为避免早期新式教育凿方纳圆、削足适履，与农村现实脱节的问题，乡村教育家们也运用了新的“战术” 。首先，就是树立正确的“乡村教育观”：一切为了农民！正如陶行知说：“生活教育是下层建筑……它不是摩登女郎的金刚钻戒指，而是冰天雪地里穷人的窝窝头与破棉袄。”教育者要进入农民的生活，亲近他们，与他们打成一片。脱下西装，穿上长衫短褂，走进田野，这已是30年代从事乡村教育最基本的要求和共识。更进一步，还要同吃同住同生活。对于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甚至留学海外的新式知识分子来说，这是要克服心理障碍的。1928年，社会学家李景汉到定县协助乡村教育，开展社会调查。后来他回忆当年的经历：“记得刚到翟城村时，我去了一户农家，那家人为对我表示尊敬起见，烧水泡茶，并拿出久已不用的茶壶、茶碗，上面积了一层厚厚的灰尘。那家人用一条又脏又黑的毛巾反复擦净擦亮，倒上茶水请我喝。当时我从卫生学的角度想，里面不知有多少细菌；但我又想，若做社会调查，就要与民众打成一片，这杯茶就必须得喝，否则，就不用做社会调查，明天就收拾行李离开定县！一咬牙，一口气喝了下去。”
亲近农民、理解农民，还体现在乡村教育的形式和内容。“读书好，读书好，读书不分老和小；你读书，我读书；大家读书要趁早；会写信，会记账，会看报，知识、才能、思想也都好。”这是30年代乡村教育所用《平民千字课》的一篇课文。图文并茂，生动浅显，是它们的共同特征。此外还有各种朗朗上口的教学歌谣，像著名的陶行知《自立歌》：“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汉！”这些文字，农民喜闻乐见、易于理解，往往能于游戏吟诵之间，启迪心智。
形式之外，内容更为紧要。近代中国农民首要面对的是生存问题，因此以“生计”为核心的教育活动，如写字算术、劳技训练、家政培养等，就成了当时乡村教育的重中之重。而这些教育活动又多与发展经济、改良生产紧密结合。比如燕京大学清河实验区开办了农民“小本借贷”（小额贷款），梁漱溟在邹平实验区组织了“产供销一条龙”的农民合作社，在定县， “晏阳初先生从美国带到了几个大猪，其大如牛，每头体重有八百多斤” ，劝导农民试养。新式教育“授人以渔” ，而有利于改善生活的知识和技能，农民自然乐于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