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民国乡村教育“战术”为何妥协多变( 三 )_农民|农村|陶行知

当然，面对顽固、落后的传统社会，乡村教育家绝非只知迁就退让。需以猛力传播现代文明之时，他们也会断然出手，破旧立新。1928年“川江船王”卢作孚出任重庆周边四县峡防局局长，着手进行北碚建设。他率先带领学生捣毁神像，将庙宇改为图书馆、博物馆。一时舆论哗然，有人迳直到峡防局门前大骂哭闹。而卢作孚不为所动，并公开宣布自己“不怕报应” 。之后，他利用峡防局局长的权威，严令破除迷信，取缔巫医神相，还派出士兵巡查， “一经查获，定即分别处办不贷” 。还有1933年，平教会成员霍六丁出任定县县长，厉行禁赌。当地有富商顶风聚赌，霍县长当即派警察去抓赌，罚款3000元，充作修建公路经费。
凡此种种，都体现了近代进步知识分子推进中国乡村教育事业的苦心与努力。这些所谓“战术” ，看似妥协多变，但其追求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目标原则是一贯的。深入农村现实，增进农民利益，尊重乡土风俗，教育“战术”的变化，背后是教育思想的全面提升。贫困保守的旧中国农民，需要政治和知识精英加以引领和塑造，但要想使这种教育活动顺利、成功，则需要我们的教育者对国情、对环境、对教育对象，都有更透彻的认识，投入更真挚的情感。而个中关键，其实还是那句话——以人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