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陈云发：冯道的避祸之道及其代价( 三 )_契丹|冯道|历史|宋朝|后晋高祖

冯道在事业上知道满足，达到位极人臣、显亲事主便自我“封顶” 。他从不弄权，不培植自己心腹党羽势力，因而被认为无野心之人。他在《长乐老自叙》中公开宣布自己的人生哲学为“三不欺”：下不欺于地，中不欺于人，上不欺于天；遵循“四如是（一个样子）”、“三事”：贱如是、贵如是、长如是、老如是，事（尊）亲、事（尊）君、事（尊）长。后晋出帝（石重贵）时，冯道问朝中朋友：我主持政事、国务，外边有什么反应？朋友说：毁誉参半。冯道淡然地说：不赞成我意见说我不好的人，恐怕十成之中有九成。古代仲尼（孔子）那样好的圣人，尚且有人说他的坏话，何况我这样道德根基浅薄的人呢！所以冯道是个对自己很清醒、很看穿的人。这种“看穿”也是一种觉悟。
千余年来学界对冯道的批评、否定有没有道理？我们不能脱离冯道当时所处的时代，不能脱离论者自身所处的时代。如果从冯道所处时代条件出发去分析，就会发现，他至少实现了两害相较取其轻，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在冯道“一仆十一主”的六代十国时期，朝野对他始终尊崇有加。我认为对冯道的评价，不妨尊重当时朝野（皇帝、臣僚、百姓等）对他的评价；尤其是那些被他抛弃的政坛人物都不恨他、不非议他，今天我们又何必愤愤然地为“六代十国”朝野越俎代庖去否定冯道呢？
后世论者把冯道的“不倒翁”现象视为政治投机、不讲道德、没有气节。对于这一点，冯道自己也没有信心。《长乐老自叙》中要家人“无请谥号，以无德故” ，似乎已预感到身后会有人否定。毋庸讳言，冯道政治上有实用主义；但假如我们冷静地去研究一下“六代十国”的皇帝都是些什么货色，就会发现苛求冯道尽忠于那些“旧主” ，不亦太残酷了吗？在“六代十国”时倒确有两位“股肱老臣”为主子尽节，一位叫敬翔，是梁太祖朱温的谋臣，一贯助纣为虐。虽然最后上吊“殉主” ，但后世并未给他正面评价，因为他跟的主子名声太臭。另一位是后晋的“忠臣”桑维翰，为石敬瑭谋反称帝和勾结契丹效劳，割了燕云十六州。后晋亡时，桑维翰不肯投降契丹，被绞死，家产悉被掠。桑维翰是“从一而终” ，但他所忠的石敬瑭父子却是民族败类，这样的“忠臣” ，其“气节”价值何在？
冯道最为史家诟病的，是他在后晋时出使契丹的“失节”行为，但这次“勾结契丹”事件，石敬瑭是主谋，又是中原合法皇帝，冯道的出使只能算是奉命办事，不是叛国投敌，所讲的一些“肉麻话” ，也带有被迫恭顺的违心因素，他与契丹主还是有距离的，内心深处是要回南朝而不愿臣事“戎狄” 。
冯道的评价走下坡路直至被否定，是从宋代开始的，统治者强调臣下忠君，鼓励为王朝尽节，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这就必然要在伦理、道德上否定冯道频繁换老板的做法，冯道的评价必然每况愈下。范文澜的《中国通史》撰于抗战时期，那个时代民族危机深重，中华民族处在最危急的时刻，媚日、投寇的汉奸横行，所以特别需要提倡民族气节，不能鼓励认贼作父、卖国汉奸无耻地去迎奉敌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