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廉政公署|香港廉政公署妥协与斗争背后的民主启示_香港廉政公署|葛柏|香港警察

【香港廉政公署|香港廉政公署妥协与斗争背后的民主启示】香港廉政公署的妥协与斗争
廉政公署建立前的香港社会，黄、赌、毒泛滥，腐败现象严重，蔓延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警匪勾结，收受黑钱，社会秩序混乱不堪。1973年，港英政府警队检举贪污组人员发现总警司葛柏有重大贪污嫌疑，要求他对400多万港元的私人财产作出解释，这笔财产相当于他20年全部薪金的6倍。但葛柏非但拒绝解释，还逃离香港，避居英国。这一事件在香港引起了巨大震动。当年8月，香港学生开始酝酿“捉葛柏”运动，并成立了一个包括学生、工人等团体及报社共13个组织的反腐败团体。9月2日，学生上街游行示威，强烈要求将葛柏捉拿归案。学生运动和各界市民游行示威促使当局下决心彻底解决腐败问题。
1973年10月17日，麦理浩总督在香港立法局宣布将成立一个新的、独立的反腐败机构——香港廉政公署，原设在警察内部的反贪污办公室将被撤销。1974年2月15日，在《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条例》生效的同一日，香港廉政公署正式成立。廉政公署成立后，立即向法庭申请引渡令，要求引渡葛柏回港受审。在廉政公署的努力下，1974年11月2日，英国伦敦法庭裁定葛柏必须返港受审。1975年1月，葛柏被引渡回香港。随后，法庭裁判葛柏两项受贿罪名成立，被判入狱4年。至此，葛柏案办结，廉政公署旗开得胜，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也增加了市民对廉政公署的信心。
葛柏案审结以后，廉政公署乘胜追击，以严厉的手段打击各类贪污腐败行为，破获多起腐败集团案件。在廉政公署成立之前，香港的反贪工作一直由香港警方负责，而警方本身就极其腐败，这一方面导致腐败案件很难真正得到查处，另一方面也使反贪工作日益失去民众的信任。毫无疑问，反贪权对警署来说意味着巨大的寻租利益。反贪权的交出，使警署失去利益的同时也失去了随心所欲腐败的便利条件，故引发警方强烈反弹。葛柏案发生后，廉政公署一直以警方的腐败作为主要的查处对象。至1976年，成立两年的廉政公署就在香港警队内挖出近20个腐败集团，数名高级警司被捕，数百名各级警员被捕或被通缉；1977年9月至10月间，廉政公署对尖沙咀警署采取了一次大规模的行动，有260余名警员被逮捕，其中有22名警司或总警督一级的高级警务人员。
事实上，虽然警员当中有一部分是被动或偶尔一两次受贿，但廉政公署也有可能查办惩处他们，这在香港警队造成了一种人人自危的恐慌局面。1977年10月下旬，1万多名警察联名向警务处长控诉他们对廉政公署的不满，表示政府如不制止此事，他们将集体罢工。警务处长转告港督后，却遭到港督的怒骂。1977年10月28日，数千名警察游行抗议廉政公署对警察的“清剿”，近百名警察冲进廉政公署，毁物伤人。其他警察对此纷纷呼应，准备再次冲击廉政公署和港英政府。
事态的发展成为一道摆在港督面前的两难选择，考验着港英政府的政治智慧。如果纵容警队，向警队妥协，则会导致新生的廉政公署功亏一篑，再次失去民众的信任，甚至彻底失去民众的支持，法治势必倒退。如果支持廉政公署彻查警队，则会引起警队激烈动荡，甚至失去香港的皇家警察队伍，社会秩序之维持成为首要问题，社会稳定令人堪忧。
港英政府经权衡再三，做出折中选择，颁布特赦令，最终令事件成功化解。1977年11月5日，港督指令廉政公署停止追究警察在1977年1月1日前所犯下的一切腐败行为，但案情特别严重或者逮捕令已经发出的除外。这一特赦令让绝大多数闹事的警察得以解脱，是一种成功的分化瓦解策略，许多已确定不会受到法律追究的警察开始纷纷退出冲突阵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