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海建|茅海建：去旁骛将学问进行到底( 三 )_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陈旭麓

畅销书失败的尝试
1994年春节，茅海建回上海省亲，与友人朱金元先生谈论学术著作的市场前景问题，朱金元是一位资深编辑，他从读者的角度来看书，认为一定存在一种既有品位而又好看的学术著作，好书应该是能够给专家以启发，又能获得普通读者喜爱的。考虑当时的文化环境，茅海建对“写一本专业和非专业各种层次的人都可以接受的书”，充满兴趣。
茅海建花了一年的时间，最终写成《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詝》，是他所有著作中气质最独特的，笔调轻松，发论有着精心安排的随意，而且毫不掩饰对笔下人物的感情，“我只是可怜他（指奕詝）。一个好端端的青年，就像绝大多数人那样平常，只因为登上了绝大多数人都梦求的皇位，结果送掉了性命。”这样入情佻达的文字，在茅海建之后的著作中很难再见到。
有意思的是《苦命天子》与《天朝的崩溃》两书的命运。1994年《天朝的崩溃》书稿交给出版社时，学术著作已经很不景气，出版社的工作人员没仔细看书稿就否定其出版价值，几经周折，终于得以出版，和《苦命天子》在同一年面世。《天》市场反响是出乎意料得好，《苦》既无销售上的成功，也没有读书界的反响。此后，茅海建对“以学术为题目以取悦读者为方向”的写作保持了绝对的距离。
去旁骛将学问进行到底
学术研究有理论与考证之别，前者自成一家存一说，可存议容疑问；后者的目标是唯此一说，很难引起讨论，茅海建走的是实证之路，一条需下苦力且孤寂的路。1998年，正值戊戌变法一百周年，茅海建结束了对鸦片战争的研究，开始转向戊戌变法。之后去日本的短暂访学，似乎成为茅海建学术生涯中如洗礼般的仪式。他反复强调自己去了日本才明晰学术的意义。
1999年在一篇写京都大学的“共同研究”的文章中，他一边期待“将学术视为天下公器的胸襟”，一边致敬日本学者，多少蕴藉着对自己的期求：“在茫茫的日本人群中，他们的研究兴趣几乎是无人理解的，他们的研究结论也很难有实用的功能，他们是孤寂的一群。当学术成为他们的人生追求时，他们也需要一个学术而非功利的场合，激起学术的冲动，抚慰自己不甘孤寂的心。”
回国后，茅海建进入北大历史系执教，一连三年没有发表论文。他往返于中国第一档案馆、台北中研院近史所、香港大学、剑桥大学远东与中东研究院等，域外客舍的宁静使茅海建得以摆脱各种杂务，多年潜心研究戊戌变法，系统运用案馆，对戊戌政变发生的时间、过程和原委进行核定并作出相应的补证与修正，细化了戊戌政变的全过程。
在史学之外的读者看来，茅海建的研究结果，并无令人激动或是别开生面的戏剧性转折，而对于近代史学界而言，由于习惯了进步式叙述，其学科发展轨迹是主题先行，不缺乏结论，但相关史实面目不清，每一个历史细节的考证，都是夯实历史结论的重要手笔。茅海建的研究成果，即为《戊戌变法史事考》及其续集、《康有为我史鉴注》，要了解近十年来戊戌变法研究新进展，只看茅海建的史事考就可知，实在令人叹之敬之。
茅海建将学问进行到底，将其作为自己抵达学术彼岸的唯一路径，他的孤注一掷，为他带来的是宽阔的学术大道。这些注释密集而行文艰涩的书籍，并没有如我们所猜想的那样无人问津，它们在学术界获得敬意，在市场虽非热捧的宠儿但为长销之作，究其原因，恰恰就是茅海建的期待——学术为天下之公器，那些研究历史的学者或者撰写畅销书的历史写者，都需要将其备在案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