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罗新：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之死( 七 )_契丹|可汗|耶律阿保机|辽史|历

《辽史》记诸弟第一次谋叛失败后，“上不忍加诛，乃与诸弟登山刑牲，告天地为誓，而赦其罪” 。阿保机与诸弟登上高山，杀羊马以致祭，告天地而立誓，绝不是普通的举动，实是与诸弟重订盟约，让他们对自己放心，表明绝不会赖在汗位上。显然他们并不相信他的话，次年再起，大动干戈，而且得到了迭剌部相当多人的支持，几乎获得成功。虽然阿保机再次获胜，但人心如此，他必已真切地看到，不能不有所应对。915年，阿保机在可汗位上做满了九年，第二年他就称帝建元，效仿中原政权那一套，这大概可以算作对居位年限的一个更新，就获得了再干九年的理论依据。第二年，两次叛乱的带头人剌葛眼看大势已去，等不到继位为汗的日子了，只好仓惶外逃。到924年，第二个九年也干满了，再没有说辞了，阿保机就只好请权贵要人们去，赌咒发誓，要求宽限三年，并明确承诺了三年之后的去位（没有明说是死亡）。
需要注意的是，阿保机的弟弟们第一次叛乱的时间，距他年限届满还差四年，为什么他们如此迫不及待呢？我想，他们一定察觉到阿保机根本就没有届满让位的意思，而且发现他正在一步步培植自己的势力，其目的必是把他的弟弟们排挤到权力集团的外围。因此，剌葛等只好提前动手，而忠于传统的迭剌部很多人也看到了阿保机无意让位，故加入叛军一方。最典型的例子是阿保机称汗之初，就着手创建“腹心部”，在部族武装之外，建立了一支只忠诚于自己的武装，成为他后来赖以度过诸弟叛乱危机的主要力量。此后阿保机借助平叛成功，加紧改造和布局，建成了一种新的政治架构，足以保障父死子继的汗位传承。
到阿保机第二个九年任期里，原先的继承序列中的那几个弟弟，外逃的外逃，顿辱的顿辱，不仅不具有竞争汗位的实力，甚至也不再被认为可以继承汗位了。尽管如此，阿保机仍然面对着传统观念这个强大的对手。如果要让父死子继完全合理合法，他就必须做出一些非常举措，包括建立光辉的功勋，即征服渤海，以及兑现承诺，即牺牲自我。扶余之变，是以自我牺牲完满了自己，从而实现了新型继承关系在传统中的升华。可汗与皇帝的继承，从此局限于阿保机的后嗣之中。即使如此，阿保机的两个弟弟，一个在阿保机死前十天死，一个在阿保机死后两个月死，显然都是暴死的。阿保机兑现承诺的执行人述律后，有大肆杀人并自断手腕的惊人之举，这些都要放到这个非常背景下才可能理解。
阿保机之死，如果放到草原游牧政治传统接触中原政治文化，并主动接受后者影响的历史视野里，就具有了更宽广的意义。游牧政治体向中原政权转变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继承制度的改造，完成从阿尔泰传统制度向中原制度的转型。历史显示，这绝不是一件轻易的事。恰恰相反，这个过程充满了血腥、非理性和不人道。田余庆先生在《拓跋史探》中考证北魏“子贵母死”制度的源流，指出这一残酷制度的本来目标，是要保障拓跋君权的独立、稳定和连续。美国学者艾安迪（Andrew Eisenberg）在《中国中古早期的君位》中，指出北魏中前期许多皇弟死得不明不白，很像是被杀死的，目的大概是为了避免他们在皇帝死后参与皇位继承之争（Kingship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Brill, 2008）。如果加上阿保机的例子，从今天读史的角度去看，杀死继承者的母亲和叔父，如果还不足以令人震惊，那么如耶律阿保机这样杀死自己，或让自己的夫人杀死自己，无论如何也是不可思议的。
也许，制度改造之难，文化转型之难，只有那些在转型中作出了巨大牺牲的人，才真真切切地有所体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