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田飞龙：“作法自毙”表明商鞅立法的成功_儒家|商鞅|法家|国学

【儒家|田飞龙：“作法自毙”表明商鞅立法的成功】长期以来，关于中华文明的轴心认知是以儒家为中心的，这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历史真实。《大变革时代的立法者：商鞅的政治人生》一书，超越儒家立场，给商鞅以恰当的历史定位。
一场决定中国政治走向的大变法
在群雄乱舞、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之世，儒家学说经孔子的发扬，成为各诸侯国之显说，然而孔子始终遇不到真正的王者，于是只能自诩“素王” 。儒家提倡克己复礼，然而当世“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儒家无法以儒家的方式阻止战争，也无法缔造秩序。正是在战国之严酷现实与儒家学说之投效无门背景下，法家登场了。如果说战国的逻辑本身就是力的逻辑，法家不是要像儒家那样“催眠”人欲和权力，而是承认、“唤醒”并规范之。这一性恶取向的理性认知恰恰是法治的逻辑起点，是对儒家道德意识的去魅。
那么法家哲学家商鞅与秦国国君孝公何以相遇呢？作者在书中详细考察了商鞅入秦之前的政治经历。商鞅本是卫国没落贵族，最初投效于魏国国相公叔痤门下，担任秘书性质的中庶子。虽有公叔痤的竭力举荐，但魏惠王蔑视出身低微的商鞅，使其郁郁不得志。这反映了各诸侯国仍局限于严格的等级制度之下，儒家之仁虽有不彰，但等级观念根深蒂固。魏国虽有吴起变法，但对于等级制度触动不大。恰此时，秦孝公发布《求贤令》，诚心正意，山东士子一时瞩目。作者详细考察了秦国的特殊历史和立国精神：其一，秦人苦难深重，复兴之志昂扬；其二，秦人文化落后，变法之途易通；其三，秦人尚武勇毅，军国意识强烈。这样，卧薪尝胆之秦公与矢志变法之法家商鞅相遇，二者心心相印，一场决定中国政治走向的大变法拉开帷幕。商鞅“耕战”之顶层设计、新法之规则体系、执法之严格平等、护法之矢志不渝，成为后世变法改革者获取勇气与智慧的宝藏。
“徙木立信”凸显法治国家必然是信用国家
秦国虽文化落后，然世族结构森严；虽尚武勇毅，然私斗之风盛行。这就导致商鞅直接面对两种类型的不守法群体：一是传统贵族；二是山野刁民。面对如此政治状况，变法首要任务就是树立法的权威，而权威之根本在于信义。“徙木立信”就是树立法律权威的典型事件。据作者考察，这一做法并非商鞅首创，而沿袭自吴起。起初百姓自然是半信半疑，认为官府不可能信守承诺。商鞅深明人性，知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果然，有人徙木，官府立时兑现，法律权威从此奠定。
这一做法给我们的法治启蒙或普法工作以极大的启示，那就是官府守法或守信是法律权威的重要保障。如果官府立法而不守法，许诺而不兑现，那么民众就无法建立对规则的信任，就无法以规则思维与官府互动，法治就只能是统治的方便工具，而不是官民一体遵守的客观规则。所以，法治国家必然是信用国家，其首先考验的就是政府信用。
商鞅自然明白法律权威的牢固确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徙木立信”只是一个开始。新法随后遭遇到了两次更加严峻的挑战，而这些挑战对于商鞅之命运有着决定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