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田飞龙：“作法自毙”表明商鞅立法的成功( 二 )_儒家|商鞅|法家|国学

“作法自毙” ，恰恰表明了商鞅立法的成功
作者谓商鞅以“徙木立信”始，以“作法自毙”终。后一用语几乎成为儒家立场的经典评价，遂有“耻与商韩为伍”之说。秦因商鞅而强，统一六国，秦火使儒家之道与肉身均历经最严酷劫难，儒法之不相容遂成定论。不过， “作法自毙”其实可以有法家立场的解释：这恰恰表明了商鞅的成功，他的立法已经深入秦国官民的内心，成为社会一体遵守的规范，无人例外。如果店主因为商鞅特殊身份或商鞅许以厚利而隐匿之，则秦法之权威立丧。尽管商鞅不得不露宿街头，但其内心未必没有惊喜和安慰。所谓人亡法存，对于伟大立法者而言，肉身之存在并非第一要务，关键在于法的存续。商鞅之死于秦法而言，他以身死而承担了全部的贵族怨恨，使之不对准秦法。
商鞅之法不仅存于秦，亦存于汉乃至后世万代。汉虽尊儒，然承秦制，霸道王道杂之。董仲舒虽顺势弘扬儒家，重新确立儒家在文明教化、社会治理与官员道德上的规范性地位，然汉武帝的精神世界实质上是儒法合流的，而在国家理性与政治架构上依然秉承法家。儒家亚圣孟子尝言“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 ，可谓对儒法关系的合题式总结。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中概括了政治秩序的三个基本条件：有能力国家、法治和责任制政府，明言中国对于有能力国家之建构开世界先河。这一政治成就从历史渊源上显然要归功于法家和秦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