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民国湖南官场禁止过年送礼_中国近代史|送礼|历史|大公报

【中国近代史|民国湖南官场禁止过年送礼】1931年，快要过年了，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下了一道手令，禁止机关在旧历年送礼，理由是，“废历年节，互相馈送，此种繁文殊背节约之旨。”
湖南《大公报》刊载了这道手谕，其中提到的“废历年节”，是指农历春节。当时的国民政府在法令上不认可农历春节，合法的“过年”是阳历元旦。民国肇始，就已经确定这一理念。
尽管如此，政府的一厢情愿仍然敌不过传统的力量，长沙大多数普通老百姓，直到30年代，还没有来得及习惯这个“洋年”，依然计算着老历时光，盼望过年，延续一如既往的年俗。
他们走亲戚拜年，鞠躬作揖，亲戚间互送礼品，肘子、肉、桂圆等，是常见的送礼佳品。
官员们则有另一套过年送礼的规则，他们大抵是送支票等钱财物，十分高端，也易滋生腐败。因此，国民政府在推行新生活运动时，也不忘出台各类限制公务员大肆宴请、年节送礼的规定。正如废除旧历春节法令难挡民间的过年习俗一样，各类禁令虽然出台，也难阻官场陋规年节送礼的旧习。
在这里，法令、制度与官场、民间旧习，它们犬牙交错而又泾渭分明，各自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存环境和空间。
拜年弯腰、作揖、磕头，拿上压岁钱端过甜酒桂圆汤
1919年2月1日，正月初一。阴霾密布，寒风冷冽，长沙城里到处泥泞不堪。但出门拜年的长沙人却热情高涨，携老扶幼，全家出动，到亲朋家去拜年。即使踩得一脚泥泞也毫不在意。
他们毫不在意的，还有民国初建时颁布的法令：禁过旧历年，提倡新历年，也就是元旦。人们延续着旧历年最重要的习俗：“拜年”和“送年礼”，亲戚朋友之间互相拜会，互相祝福，互道吉利话，互送年礼。
长沙人拜年，到了主人家，要手敲头门，嘴里喊“恭喜”的吉利话，然后拱手站得笔直，等主人来迎。那时已经没有皇帝，跪拜已不时兴，拜年的人们大多直接以弯腰作揖行拜年礼（1919年2月7日湖南《大公报》）。“初一崽，初二郎，初三初四拜团坊。”出生于1920年的长沙老人袁实之小时候最期待的事，就是过年。一大早换上齐齐整整的新衣服，跟着家里大人四处去拜年，到了门口喊一声：“叔伯娭毑，给您老拜年来哒。”进了屋，给长辈们下跪磕个头，惹得娭毑们笑容满面，忙不迭地给压岁钱，还有一碗热气腾腾的甜酒桂圆汤，里面好大一枚“蛋波波”（鸡蛋）。
与传统的拜年方式不同，有一些人不打算惊动主人，“仅从门外投一名片，以代上项礼节” 。一些生意人自己不亲往，就使晚辈或佣人持名帖投贺，也算已上门拜过年了。
流行于民国时期的投递名片算是一种新时尚。一张民国时期印红名片流传类似于现在的贺年卡。
百姓送礼长沙百姓送肘子、冰糖，大户人家还有桃酥、交切等糕点
走得近的亲朋，除了说些吉利话拜年之外，还会互送年礼。191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盐城乡土地理》中这样解释，“亲朋以酒物相赠，谓送年礼” 。
1934年1月4日的一份报纸上，一篇名为《年礼有感》的文章很是感叹了一把“年礼” 。“每到过年节的时候，不管阴阳历，凡是知好，必要彼此馈送些礼品，至少两色，多至四色，八色。看个人的交情与经济状况而定。”
按照当时送礼的规矩，各个地方略有不同，但大抵都是有图个吉利和表达情感之意。在同一个城市住着的亲朋好友，大多彼此互送礼券，或馈食品。
以吃食为主做年礼的长沙人，流行去老字号买年货。1921年出生的张志浩老人说，长沙人过年互赠的点心之类，都讲究要到名牌商店（即有名的店）去买。最有名的当属九如斋，当时有句谚语说，“三吉斋、三元斋、三三得九九如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