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民国湖南官场禁止过年送礼( 二 )_中国近代史|送礼|历史|大公报

袁实之老人还记得，那时送的年礼，“吃的东西居多，有肘子、肉、鸡、桂圆、荔枝、冰糖、花生等，还有点心和水果。”
张志浩老人说，大户人家送的年礼有蛋糕，桃酥、面白脆、交切、寸金等糕点，还有桂圆、荔枝、蜜枣冰糖。他们对选料极为精心。“比如桂圆，最小的叫枝圆，大一点的叫泡圆，最好最大的才能叫桂圆。”长沙人常去买年货的名店，有稻香村、王茂兴等。
1926年2月19日长沙《大公报》说，“南货馆及各酱园门口，真是车水马龙，拥塞门前。八角亭的九如斋，不但买货不到，连他的门坎也踏不上。”可见长沙人买年货的热闹。
但官员们可能较少凑这份热闹，1917年，阴历十二月二十九，北洋政府高官吴敬修在北平（今北京）家中举办晚宴，好友张远伯当晚送来年礼四色，“蜜橘、苹果、元宵及酒两瓶”，吴敬修“随答蒓菜二瓶，罐果二瓶，包子一盘，黄糕一盘”，谓之“四色年礼” 。
可见官民双方，大都没有从内心深处认同政府废止旧历春节的法令，即便国民政府成立之后，率先垂范，大力推行新历法，但民间并不买账，庆贺年节依然如故。在推行新历法最严厉的1930年，当时的《国民日报》和长沙《大公报》上，均有关于旧历新年的记载，“但一般市民却是热热闹闹过新年。长沙乡间比城市热闹”，“没一家不是筹备香纸蜡烛，高贴那鲜红的大春联” 。不得已，1934年年初，民国政府放弃强制让民众不过旧历新年，承认“对于旧历年关，除公务机关，民间习俗不宜过多干涉” 。
官员送礼清朝陋规依然存在，年礼馈送不止
与普通百姓不同，民国成立之后，官员们不仅要面对新旧历更迭带来的习俗冲突，他们还要面临每逢年节时，各种“送礼”禁令。这对清朝的官员而言，是怎么也不会想到的。
1913年，北洋政府颁布的《官吏服务令》，要求官员不得馈受财物。民国北洋政府高官李景铭认为，官员之间的年礼馈送意味着积重难改的官场陋规，心照不宣的潜规则。
李景铭在民国二年（1913年）被选为政治会议议员，出任北京政府财政部赋税司司长。民国四年（1915年）旧历年前，崇文门监督何棪派属下马弁送了李景铭一份“特殊”节礼，里面只有一张5000元的支票。
5000块在当时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四年后鲁迅在北京八道湾11号买的一座三进的四合院才3675元，这被李景铭视为何棪试图贿赂自己，他把这事儿写进了当天的日记。
为什么何棪在春节前送了这样一份“大礼”给他？李景铭自己分析，是因为他向时任财政部部长的周自齐建言取消崇文门税关“三分加一”的陋规，何棪意欲请他放弃这一建议。
崇文门税关是当时中国最大的税收关卡，每年征收的税额，居全国各大税关之首。其监督一职，一直被视为“人人垂涎的肥差” 。而其征税沿袭清朝“三分加一”的陋规存在已久。
并未见到直接史料说明李景铭为何有此建言。但在今人看来，李个人之所以有此表现，与其优异的政治资本有关，毕竟其才37岁，年富力强，又是财政部赋税司司长，仕途可谓一片大好。
理想丰满，现实骨感。一次会议上，周自齐直言不讳地告诉李景铭，崇文门陋规在前清时是内务府向上“进贡”的“脂粉费”，如今民国成立，应当归于政府，所以要他“不必过问” 。
事实上，李景铭并不是唯一一个收了何棪旧历年厚礼的财政部官员。次长张寿龄、部长周自齐分别收到支票5000元和10000元。
报明袁世凯之后，这三笔钱被朋分之：—批作财政部“参司年终津贴”，李景铭和其他各司司长各得600金，其余科长以下根据政绩津贴不同，每司所获不超过3000元。财政部人人有份，皆大欢喜。